張岱年先生是中國現(xiàn)代著名的哲學家、哲學史家和國學大師。這三個稱號與其一生主要從事的三個治學領(lǐng)域相對應(yīng)，如他在《張岱年學術(shù)論著自選集》的“自序”中所說：“自30年代以來，我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有三個方面，一是對于哲學理論問題的探索，二是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三是關(guān)于文化問題的討論。”[①]在這三個治學領(lǐng)域中，張先生有時候把“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放在前面，如他在《我與中國20世紀》和《八十自述》中所說就是如此[②]。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一直沒有中斷，而且他在這方面的著述較多，并得到學術(shù)界普遍的高度評價。但是，這決不意味著張先生一生的精神貫注主要在中國哲學史，事實上他在早年和晚年更主要關(guān)注的是哲學理論問題和文化問題，這就是他在《八十自述》中所說：“我的治學經(jīng)歷，可以說是始則由論入史，終乃由史轉(zhuǎn)論。”[③]在這一曲折的治學經(jīng)歷中，包含著張先生學術(shù)生涯的順逆沉浮，也包含著中國現(xiàn)代哲學發(fā)展的沉痛歷史教訓。總結(jié)和吸取這一歷史教訓，對于促進“中西馬”對話和建構(gòu)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tài)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張先生早年的成名作是1931年發(fā)表的《關(guān)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馮友蘭、羅根澤等先生的高度評價，后被收入《古史辨》第四冊。在此文的末尾，張先生說：“我自己二年前對于考證發(fā)生過興趣，現(xiàn)在卻久已離考證國土了，并已離開古書世界了?！盵④]由此可知，張先生至少從1930年開始就已把主要學術(shù)興趣轉(zhuǎn)入了對現(xiàn)代哲學理論問題的探討。此后，他連續(xù)發(fā)表了《破“唯我論”》、《知識論與客觀方法》、《辯證法與生活》、《哲學的前途》、《譚“理”》、《關(guān)于新唯物論》、《論外界的實在》等哲學論文，其間也發(fā)表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證法》和《顏李學派》等中哲史方面的論文。后一方面的論文是配合前一方面的論文而發(fā)表的，這也有“接著”中國傳統(tǒng)的辯證法和唯物論思想講的意思，如他在《顏李學派》的末尾所說：“探索了顏李的思想，我們是不是覺得唯物論是應(yīng)信取的呢？而且，探索了顏李的思想，我們是應(yīng)在生活上有所實踐呢，還是仍覺得只誦讀空談就可以了呢？”[⑤]

在《哲學的前途》一文中，張先生說：“我不相信將來哲學要定于一尊，要為某一派所獨占。那是不可能的，也不會有好處。但我相信，將來哲學必有一個重心或中心?！薄斑@為將來世界哲學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學”，當有三項特點，即“唯物的或客觀主義的”、“辯證的或反綜的”、“批評的或解析的”[⑥]。顯然，前兩項特點意在肯定辯證唯物論，后一項特點則是要吸收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張先生當時把西方的新實在論、維也納學派等稱為“科學的哲學”。他說：“將來的哲學便是新唯物論與科學的哲學的結(jié)合。由證明法的運用，則懷悌黑、胡薩爾、魯易摩根、邁耶森，以及實用主義等的好處，也就可以被容納了。……科學的哲學的好處在精細，卻有懷疑論的傾向；新唯物論的好處在豐實，卻有獨斷論的色彩。這二派的綜合，便可得到最可信的新哲學了。對于其他各派所發(fā)現(xiàn)的真理，亦不容不汲取。而欲兼取相斗爭著的各派中的真理，又必賴反綜法之運用?！盵⑦]這就是說，他當時主張辯證唯物論與邏輯解析法的綜合，同時對西方他派哲學的真理成分亦持開放、汲取的態(tài)度。在30和40年代，無論是新唯物論哲學家還是反新唯物論哲學家，都把辯證法與邏輯解析法或形式邏輯視為水火不容，而張先生則始終認為二者“必結(jié)為一，方能兩益”。

在《關(guān)于新唯物論》一文中，張先生說：“新唯物論或辯證的唯物論，實為現(xiàn)代最可注意之哲學。”[⑧]他首先強調(diào)了新唯物論與舊唯物論、機械唯物論的區(qū)別，然后論述新唯物論在宇宙論和知識論方面的精旨。關(guān)于新唯物論與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關(guān)系，他指出：“今之言新唯物論者每不肯以新唯物論與現(xiàn)代他派哲學作對照觀，而好言佛耶巴赫（Feuerbach）為古典哲學之終結(jié)，而以新唯物論為繼承佛耶巴赫者。如此立論，何能使人折服？何以見新唯物論之長？唯以新唯物論與現(xiàn)代他派哲學對較，然后乃可見新唯物論之為現(xiàn)代最可信取之哲學。每思新唯物論雖成立于19世紀之中葉，而其中實能兼綜20世紀若干派哲學之長。如其言宇宙為一發(fā)展大流，則能納柏格森哲學之長；其言一本而多級，則能納魯意摩根等突創(chuàng)進化論之長；其言實踐，則能納實用主義之長?！盵⑨]在這段論述中，張先生既肯定了新唯物論是“現(xiàn)代最可信取之哲學”，同時又強調(diào)了在費爾巴哈之后西方現(xiàn)代哲學仍然有新唯物論需要汲取、兼綜的真理成分。遺憾的是，張先生的這個觀點長時期沒有得到“主流”的新唯物論哲學家的認可，以致費爾巴哈之后的西方現(xiàn)代哲學一直被認為是腐朽沒落的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哲學”或“庸俗哲學”，直到80年代以后研究西方現(xiàn)代哲學的合法性才逐漸得到“正名”。

張先生在《關(guān)于新唯物論》一文中還肯定了張申府關(guān)于列寧、羅素和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他說：“將來之哲學，必以羅素之解析方法與列寧之唯物辯證法為方法之主，必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國將來如有新哲學，必與以往儒家哲學有多少相承之關(guān)系，必以中國固有的精粹之思想為基本。”[⑩]這段話是后來張先生提出“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的思想雛形。

一

《天人五論》因遲至80年代末才得以公開出版，所以在此之前沒有發(fā)生社會的影響。但是，張先生在30年表的哲學論文是有社會影響的，這對于評價張先生在30和40年代的哲學體系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孫道升在1935年的《國聞周報》第十二卷四十五期發(fā)表《現(xiàn)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其中將現(xiàn)代中國哲學分為：“純宗西洋哲學”的實用主義、新實在論、新唯物論和新唯心論，以及“兼綜中西哲學”的唯生主義、新法相宗、新陸王派和新程朱派。在“新唯物論”條下，孫道升說：“新唯物論亦稱辯證唯物論，馬克思、恩格士、伊里奇等所倡導之哲學也?！叫亩?，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臂的。……這一派哲學的哲學家為數(shù)最多，如陳獨秀、、李季、葉青、陳豹隱、李石岑、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諸先生都是?！@許多新唯物論者又因仁智見異而分為截然不同的兩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輸入于新唯物論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襲俄國日本講馬克思學說的態(tài)度的。前者可稱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論中，可謂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fā)展的。張申府、張季同、吳惠人等先生可為代表?！盵23]可見，張先生（季同）在當時是“許多新唯物論者”之一，他屬于新唯物論中的一派，即“解析法的新唯物論”。在孫道升列出的新唯物論哲學家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張季同的《關(guān)于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這兩篇論文都發(fā)表于1933年，也就是說，當孫道升在寫《現(xiàn)代中國哲學界之解剖》時，張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論文《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尚未發(fā)表。在此需要討論的是，孫道升把新唯物論列在“純宗西洋哲學”一類，這并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就張先生的哲學思想而言，他可謂“學宗新唯物論”，而又“兼綜中西哲學（之優(yōu)長）”。張先生的哲學思想之所以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有發(fā)展的”，除了其“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之外，還因為這是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精華接了“榫”的新唯物論，因而它是具有中國特色或中國化的“解析法的新唯物論”，簡言之，即中國現(xiàn)代的新唯物論。

在30年代中期曾發(fā)生“唯物辯證法論戰(zhàn)”，它啟端于張東蓀在1934年編輯出版了《唯物辯證法論戰(zhàn)》，此書雖名為“論戰(zhàn)”，實際上所收都是單方面反對唯物辯證法的文章。當時，陳伯達、胡繩、弱纓、滄白、葉青等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上對張東蓀派予以批判，葉青還在1935年編輯出版了《哲學論戰(zhàn)》，此書收入論戰(zhàn)兩方面的40篇文章，其中包括張先生的5篇，即《辯證法與生活》、《相反與矛盾》、《論外界的實在》、《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和《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實為該書中收入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他是屬于唯物辯證法一方的論戰(zhàn)之“主要參與者”[24]。

曾有學者認為，“把張岱年哲學思想稱謂為‘新唯物論’，怕有混同葉青哲學之嫌”[25]。此實為大謬！30年代所稱的“新唯物論”即是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而馬克思在《關(guān)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曾說：“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盵26]這里的“新唯物主義”（當然又可譯為“新唯物論”）指的就是馬克思本人的哲學。在30年代中期，葉青也被視為“許多新唯物論者”之一，他之反對新唯物論是逐漸才暴露的。葉青在當時曾批評“張申府和張季同”的思想“顯然錯誤”，而張先生則在1936年撰文《評葉青<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對其“心物綜合論”、“哲學取消論”等謬誤進行揭露和批判，指出在葉青自己的“創(chuàng)新”見解中“充滿種種的錯誤”[27]。

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發(fā)表后，蘇淵雷在1936年秋寫給張先生的信中說：“數(shù)于《國聞周報》上拜讀大著，廣大精微，嘆未曾有。意者中土新哲學之誕生，將以一大事因緣而出世乎？待之，待之，直至今日拜讀大著《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后，始信我愿不虛矣。私幸處此天地跼蹐、山河日窄之際，學術(shù)分裂、百家往而不返之日，尚有清通簡要之思想家，如先生者，獨抒偉論，演此甚深希有之大法，以餉吾彷徨無路、顛倒妄想之青年，而為風雨飄搖、不絕如縷之思想界，賡續(xù)新省。其為悅服，曷可言喻。尊論謂以新唯物論為本，先求唯物與理想二義之綜合，而兼綜解析法，以此求一真的可信的有力的哲學，能作生活之指導的哲學……切問近思，真探本抉微之談也?！盵28]從蘇淵雷的信中，可見張先生的文章對于當時青年的思想是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的。

論文提要

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shù)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fā)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tǒng)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tǒng)學術(shù)譜系的重新改寫。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tǒng)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tǒng)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tǒng)上重建傳統(tǒng)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tǒng)，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shè)來說，則應(yīng)加強“內(nèi)在解釋”的工作。

一、“哲學史”這學問

中國哲學史現(xiàn)在是很堂皇的學術(shù)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時間內(nèi)構(gòu)筑起來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這樣確定，連是否有其堅實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問題。因為傳統(tǒng)只有經(jīng)史子集，或詞章、義理、考據(jù)及經(jīng)世的劃分，就是沒有叫做“哲學”這樣的東西。比較與之相鄰的史學或哲學就知道，哲學史所處的位置，開始是有些尷尬的。史學在傳統(tǒng)就是顯學，現(xiàn)代繼續(xù)存在史學，自然不是問題；哲學過去即使沒有，但可學社會學、人類學，直接從西學中引進。但如果本來就沒有哲學，而有人竟要來寫哲學史，在另一些人看來，那就有點是無稽之談了。對于這種“無中生有”、“強為之容”的現(xiàn)象，必須從整個近代中國文化變遷的背景來理解。

胡適、馮友蘭在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有關(guān)論著影響最大，可以看作這一學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們?nèi)绾螢椤爸袊軐W史”正名也許能說明些問題。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導言中先為哲學下一個定義：“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闭軐W包括的門類有：

天地萬物怎樣來的。（宇宙論）

摘要本文以胡適、馮友蘭及侯外廬的學術(shù)成果為范例，分析“中國哲學史”學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響其發(fā)展過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個論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學的沖擊，激起中國學人重估傳統(tǒng)價值的熱情，從而使哲學史研究成為達致這種思想努力的問學途徑，同時也導致對傳統(tǒng)學術(shù)譜系的重新改寫。

關(guān)鍵詞：中國哲學史；哲學史；范例分析

AbstractthisarticletakeoutsideHuShi,FengYoulanandthemarquisthehutacademicachievementasthemodel,thereasonwhichtheanalysis“theChinesephilosophyhistory”thedisciplineformsaswellasaffectsitsdevelopingprocesscertainkeycharacters.Theentireelaborationindicatedthatispreciselythemodernwesternlearningimpact,arousesChinatostudythehumantoevaluatethetraditionalvaluetheenthusiasm,thusmakesthephilosophyhistorytostudyintoattainsthisthoughtdiligentlytoaskstudytheway,simultaneouslyalsocausestotraditionalacademicevolutionrewriting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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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胡適的哲學史編纂，就是他對傳統(tǒng)做翻案文章的一種實踐，其漢學根底和經(jīng)驗主義傾向，導致其成果具有顯著的史學性格而缺乏哲學意蘊。馮友蘭相反，他自覺站在“正統(tǒng)派”的立場上，重視宋明義理之學，且引西方理性主義為同道，其努力具有從觀念系統(tǒng)上重建傳統(tǒng)價值的意義。而以侯外廬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政治觀點雖與胡適不同，但由于兩者共同分享著“五四”反傳統(tǒng)，重科學的思想資源，故雙方對研究對象的褒貶沒有實質(zhì)性的區(qū)別。不過，侯氏一派將哲學史納入社會史解釋框架中，敘述更系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功能更強。作者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觀點，揭示出“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在解釋”與“外在解釋”兩種方法，指出“外在解釋”主要導向思想史成果，而對哲學史的建設(shè)來說，則應(yīng)加強“內(nèi)在解釋”的工作。

一、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讀胡適。蔡元培贊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tǒng)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為他既對西洋哲學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漢學”。（9）胡適自己也說：“我們今日的學術(shù)思想，有這兩個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匯合以后，中國若不能產(chǎn)生一種中國自己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保?0）然而，胡適對哲學史的方法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也許更能顯示其結(jié)合西學與漢學的特色：

我平日喜歡做歷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講演的題目，是《中國哲學的線索》。這個線索可分兩層講。一時代政治社會狀態(tài)變遷之后，發(fā)生了種種弊端，則哲學思想也就自然發(fā)生，自然變遷，以求改良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弊端。所謂時勢生思潮，這是外的線索。外的線索是很不容易找出來的。內(nèi)的線索，是一種方法──哲學方法，外國名叫邏輯Logic……外的線索只管變，而內(nèi)的線索變來變?nèi)?，終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徑的。（11）

如果我們把這兩條線索的探究稱做“外在解釋”與“內(nèi)在解釋”，胡適主要走外在解釋一路。漢學家訓詁、考據(jù)的方法，不僅幫助他下功夫確定文獻的真?zhèn)渭皟r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獻產(chǎn)生時代的社會狀態(tài)。《中國哲學史大綱》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這類問題，故馮友蘭也承認他的這一長處。而進化論的觀念以及從杜威的實用主義那里學來的歷史的方法，使他不會陷于傳統(tǒng)漢學那種就事論事的靜態(tài)的眼光，從而掌握了一種整體的、演進的處理手法。

胡適的哲學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輸入學理、研究問題、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種實踐。關(guān)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寫文章時沿用尼采的說法，叫“重估一切價值”。具體點說，就是對過去的風俗制度、圣賢教訓、大眾信仰持一種評判，即懷疑的態(tài)度。用流行的說法，就是“反封建”或“反傳統(tǒng)”。學術(shù)方法的運用系思想立場支配的結(jié)果，而“疑古”正是立場與方法結(jié)合的表現(xiàn)。

“疑古”源于清代漢學，開始是有些學者用考據(jù)的方法辨別偽經(jīng)，后來發(fā)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zhèn)蔚拿x宣稱近二千年來被歷代奉為圣憲的古文經(jīng)典，是東漢劉歆等人別有用心偽造出來的?？凳弦山?jīng)的目的在于疑政，辨?zhèn)问菫槠涓闹频男袨樵燧浾摗Ｋ恼瘟龊髞碓谛挛幕\動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觀點對民初學界很有影響，胡適與顧頡剛都提到這一點。胡適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領(lǐng)袖，其哲學史不從三皇五帝而從《詩》三百篇開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