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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體制優(yōu)缺點范文第1篇

變過程中籌資方式的變化情況，從而找出現行籌資方式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我國企業(yè)籌資狀況

籌資是指企業(yè)通過各種途徑和相應手段取得本身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所需適量資金的過程，也就是資金短缺方向資金盈余方獲取資金并支付費用的過程。籌資活動按是否以金融機構為媒介可以分為直接籌資和間接籌資?，F代籌資由直接籌資方式和間接籌資方式構成，它在我國僅有二十多年的發(fā)展歷史，而在西方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在籌資發(fā)展過程中，西方國家根據自己不同的國情，形成了以直接籌資為主的英美模式和以間接籌資為主的日德模式。

1､我國企業(yè)籌資方式演變。改革開放后，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企業(yè)的資金來源也由財政撥款向銀行貸款轉變。從政府角度來講，為了實現經濟的跳躍式增長，實現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產業(yè)政策，要以銀行為媒介對企業(yè)尤其是國有企業(yè)進行資金支持，扶持重要產業(yè)發(fā)展;從企業(yè)角度講，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不僅填補了財政撥款退位留下的缺口，而且為企業(yè)中長期資金來源提供了渠道。因此，以銀行為主體的間接籌資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起來，到20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國形成了單一的以銀行為主體的間接籌資方式。調查得知，在這之前由于我國沒有形成完善的資本市場，企業(yè)的籌資渠道特別單一，以至于許多企業(yè)至今還只迷戀于銀行貸款這一間接籌資方式，這與日本和德國籌資模式的形成有類似的情況。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思想觀念不斷轉變，個體､私營經濟不斷發(fā)展，國有企業(yè)生存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在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后，作為市場經濟發(fā)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的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視。隨著我國財政金融改革的進行，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發(fā)展，20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直接籌資快速興起，一部分籌資觀念較新的企業(yè)開始嘗試直接籌資這一方便快捷的融資方式。

2､直接籌資模式與間接籌資模式分析

(1)直接籌資模式。在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的英美等國，由于有相對較高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股份制的盛行､證券市場的充分發(fā)育等因素，確立了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基本籌資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直接籌資為主的籌資模式。英美籌資模式的主要特征有:

首先，籌資結構中，直接籌資比例較大，間接籌資比例較小。以美英為例，在l990年美國企業(yè)的融資存量中，直接融資占有絕對優(yōu)勢，間接融資只起補充的作用(參見表1)。英國也大體類似。

其次，資本市場非常發(fā)達。英美籌資模式的基礎是資本市場。經過幾百年的發(fā)展英美兩國都形成了發(fā)達而成熟的資本市場。美國有世界上最大最發(fā)達的資本市場，英國則擁有歐洲最大､全球最國際化的資本市場。兩國的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眾多，交易規(guī)模巨大，交易種類繁多，交易工具齊全。資本市場的監(jiān)管體系和監(jiān)管制度健全且富有效率。各種完備的證券法律法規(guī)維護著資本市場良好的運轉秩序。

再次，銀行在企業(yè)融資中處于非主導地位，銀行與企業(yè)保持松散型關系。由于英美兩國銀行的歷史傳統，總體上來說，兩國企業(yè)的中短期資金主要由銀行供應，大規(guī)模的長期資金主要來源于證券市場。因此，商業(yè)銀行在企業(yè)中處于非主導的地位;同時，美國的商業(yè)銀行受法律限制不能持有工商企業(yè)的股份，從內部銀企之間就形成一種松散型的關系，企業(yè)與銀行不會產生信貸依賴關系。

英美模式的優(yōu)缺點:以資本市場為基礎的英美模式的優(yōu)點在于，它可以提高企業(yè)的綜合素質，增強其競爭能力，強化優(yōu)勝劣汰機制，使籌資活動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其缺點在于，企業(yè)的最終決策者――股東經常變動，股東缺乏對企業(yè)長期投資的意愿，導致公司經營的不穩(wěn)定性。

(2)間接籌資模式。日本､德國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兩國經濟條件落后，政府實行干預經濟的政策以及銀行企業(yè)關系密切等因素，使奉行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的日本､德國等國確定了以銀行為核心的基本籌資制度，形成了典型的以間接籌資為主的日德模式。日德籌資模式的主要特征:

首先，企業(yè)外部資金來源以間接籌資為主，直接籌資起補充作用。在日本､德國等國企業(yè)的外部資金來源中，以銀行貸款為主體的間接籌資占絕對優(yōu)勢地位。長期以來，日本企業(yè)外部籌資總量中銀行貸款等間接籌資占80%以上，股票､公司債券等直接籌資僅占10%稍多一點。即使在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金融改革之后，日本企業(yè)間接籌資仍占外部資金來源的70%左右。德國也大致類似。

其次，銀行體制獨特，在企業(yè)籌資中起主導作用，銀企關系密切。日本實行主辦銀行制度，德國實行全能銀行制度。這兩種制度下，銀行不僅可以為企業(yè)提供短期信貸支持，也可為企業(yè)提供長期貸款，并可以持有企業(yè)相對較多的股份。這樣，日德兩國的銀行與企業(yè)形成了密切的關系，在企業(yè)籌資中銀行起主導作用。

日德模式的優(yōu)缺點:日德這種帶有強烈政府干預色彩的籌資模式，對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推動經濟快速､多邊發(fā)展的策略。日德模式的優(yōu)點在于，它能按政府的意圖，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調度金融資源，實現國家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和產業(yè)政策，從而實現經濟的跳躍式增長。同時，銀企之間的密切關系可以推動企業(yè)在相對穩(wěn)定的資金環(huán)境和競爭關系中快速發(fā)展。但是，日德模式也存在著明顯的內在缺陷: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資本市場的成長，造成市場經濟下直接籌資方式無法得到應有發(fā)展;銀企關系過于密切，存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問題，不利于銀行及企業(yè)的正常發(fā)展;大量的間接籌資導致企業(yè)高負債率，阻礙了企業(yè)形成良好的資產負債結構和財務結構，給企業(yè)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

二､我國現階段籌資方式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階段的間接籌資方式是在我國漸進式體制改革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它符合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監(jiān)控社會資金活動的要求，為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的跳躍式發(fā)展做出貢獻。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單一的間接籌資方式越來越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點。

第一，在間接籌資方式下，不論企業(yè)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其資本金都主要依靠銀行性籌資。由于財政撥款的大幅減少，而企業(yè)為了自身發(fā)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注入，在自身籌資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必然向銀行大規(guī)?；I資，這樣就導致了企業(yè)資本結構的改變，從無負債經營變成了負債經營。企業(yè)適度負債經營，可以發(fā)揮財務杠桿作用，提高其自有資本的利潤率，取得較大利潤。但在現階段企業(yè)過分依賴銀行籌資，使企業(yè)過度負債經營，加重了企業(yè)的還債負擔，提高了企業(yè)的資金成本，嚴重制約了企業(yè)的發(fā)展。企業(yè)的高負債率，會加大企業(yè)隨資產利潤率的變化而適時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的難度，從而給企業(yè)財務帶來風險。同時，企業(yè)的高負債率易受銀根松緊的影響:當銀根緊縮時，利率上升會直接影響借入資金的財務杠桿作用，此時籌集信貸資金也變得困難，這給企業(yè)生產經營帶來不穩(wěn)定。

第二，企業(yè)與銀行的密切關系容易造成類似亞洲金融危機時日本金融界發(fā)生的諸多問題。比如，銀行貸款呆賬､壞賬過多，一旦企業(yè)出現還貸危機，銀行就會面臨資金周轉不靈，甚至破產的問題;同時，銀企的密切關系使籌資交易缺乏透明度，容易滋生腐敗，易產生大量的呆賬和壞賬;企業(yè)大規(guī)模籌集銀行性資金也阻礙資本市場的正常發(fā)展，這些都會給我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隱患。

第三，從信用評級角度來看，負債率較高的企業(yè)容易被認為是市經營管理不善的企業(yè)，不利于企業(yè)樹立良好的籌資形象，對企業(yè)以后直接籌資和間接籌資都會有不良影響。因此，單一的間接籌資方式已經不再適合我國經濟的發(fā)展，需要新型的籌資方式來滿足我國現代經濟的發(fā)展。

近年來，隨著深、滬兩個股市的建立，直接籌資快速興起，為新型籌資方式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目前的直接籌資還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上市公司質量低下問題：我國的上市公司在包裝上市時存在著弄虛作假、資產剝離重組不實等情況；上市后，經濟業(yè)績不佳，經濟效益呈滑坡態(tài)勢，發(fā)展前景不高，從而限制了這些企業(yè)業(yè)績的提高，影響了整個資本市場的成長。同時，資本市場的監(jiān)督管理機制還不夠完善，證監(jiān)會的監(jiān)管職能發(fā)揮不夠充分，券商與上市公司的投機炒作擾亂了資本市場的正常發(fā)展，這些問題直接阻礙了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從而阻礙了直接籌資的發(fā)展。直接籌資發(fā)展的不完善將不利于新型籌資方式的建立。

在分析了我國現有籌資方式存在的問題之后，結合西方籌資模式的優(yōu)缺點，我們更加意識到建立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發(fā)展要求的籌資方式的必要性。我們要廣泛吸取、科學地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籌資方式。

三、加快建立我國企業(yè)新型籌資方式

1、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使直接籌資與間接籌資之間的比重更加合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銀行為主的間接籌資方式將逐步向市場經濟下的新型籌資方式轉變。通過對直接籌資、間接籌資基本概念的了解及對西方發(fā)達國家籌資模式的分析，結合我國當前實際情況，我國新型的籌資方式基本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直接籌資與間接籌資并存，兩者相輔相成。第二，直接籌資與間接籌資的主輔問題要由不同地區(qū)，不同時期，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來決定。第三，新型籌資方式非一朝一夕就能建立，需要經過較長的發(fā)展過程。直接籌資與間接籌資并存是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是世界籌資方式發(fā)展的必然趨勢?，F在我國仍處于經濟轉型時期，以間接籌資為主的籌資方式還會存在一定的時間，但是隨著銀行體制改革，資本市場的不斷完善發(fā)展，新型的籌資方式將在不久的將來替代現有的籌資方式，間接籌資的比例將不斷下降，直接籌資的比例將不斷上升。直接籌資與間接籌資的比例將由企業(yè)自行決定，政府只能利用財務杠桿進行間接管理。要建立新型的籌資方式，就要對間接籌資和直接籌資進行優(yōu)化和改革。

2、優(yōu)化間接籌資方式，改革銀行信貸體制。間接籌資體系下形成的高負債率對企業(yè)的危害極大，企業(yè)要優(yōu)化間接籌資方式，就要盡量降低其過高的負債率，使負債率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做到既能發(fā)揮財務杠桿作用，又不會造成財務負擔。優(yōu)化間接籌資方式，還要對現有的銀行信貸體制作適當的改革。從銀行方面來講，要與企業(yè)“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過分緊張的關系，提高信貸交易的透明度，改革信貸政策，減少銀行呆壞賬率，提高銀行抗風險能力；對于企業(yè)來說，要有“好借好還，再借不難”的思想，要盡可能按時還貸，保持企業(yè)的良好形象，加強企業(yè)經營管理，多渠道籌集資金，盡可能降低籌資風險。

計劃經濟體制優(yōu)缺點范文第2篇

【關鍵詞】行政 程序 法制化

一、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意義

（一）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在中國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價值中立、操作性強的程序對目前經濟改革中出現的秩序混亂、制度不力的現象是一劑良藥，也是中國當前實現法治主導的最佳選擇。由于程序具有開放的結果和緊束的過程，隨著程序的展開，參加者越來越受到“程序上的過去”的拘束，而制度化的契機也由此形成。程序開始于高度不確定的狀態(tài)，但其結果卻使程序參加者難以抵制，形成一種高度確定化的效應。因此，如果我們要實現有節(jié)度的自由、有組織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權、有制約的權威、有進取的保守這樣一種社會狀態(tài)的話，那么，程序法可以作為其制度化最重要的基石。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可以看出，行政法制的程序化與行政程序的法制化是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市場經濟對法律提出的要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從微觀管理轉變到宏觀管理，從直接管理轉變到間接管理，從計劃調控轉變到市場調控。從新的政治功能來說，它要求政治體系從要素管理轉向程序管理，從內在管理轉向外向管理，從保險管理轉向保證管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治體系對社會和經濟發(fā)展的管理基本以要素管理、尤其是物質性的要素管理為主，通過對具體物質要素的具體規(guī)劃和分配來完成管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治體系不能再做要素式的管理，否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就不具備必要的前提。要素將通過市場來分配。政治體系的主要功能將是對程序的管理，即各種要素將通過合理的程序在社會上達成最有效率的交易，同時又是公平的交易，所有交易又必須控制在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上。程序管理主要是通過法律、規(guī)范、體制、監(jiān)督等手段來完成。

（三）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程序權益是實現實體權益的前提和基礎，離開了程序權益的法律保護，實體權益也就難以完全實現。所以行政法所規(guī)定的相對人的權益必須要有程序權益保障。在我國，程序權益觀念淡薄，傳統法學理論也存在對相對人的實體權益關注多，而對程序權益關注少的情況。隨著行政法治觀念的深入，保護相對人程序權益的觀念也會日趨加強。而行政程序是用于保障相對人權益的主要方式。

（四）規(guī)范使用行政權

行政權是國家的公權力，以公益為行使目的。行權轉化為行政主體的行政職權后，其行使除了以實現公益為目的外，更須受到行政法律的制約，防止職權濫用，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行政權的行使過程便是行政法的實施過程，行政程序便是實現公平行使行政權，體現公權力公平行使價值取向的載體。行政法更多的是關于程序和補救的法，而不是實體法。行政程序對行政權的行使起到了規(guī)范作用。另一方面，行政法的程序內容要求行政主體實施行政行為時，必須按照法定的步驟、方式、次序進行，使行政行為具有可控性、階段性，便于人們監(jiān)督。

二、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實現途徑

（一）樹立正確的行政程序觀念

中國行政法學現在需要的是辯證、深沉、扎實的思考和研究。因此，客觀、全面地看待程序，樹立正確的程序觀念，就成為行政程序法制化的核心。明確這一點，對于我們把握程序優(yōu)缺點，認真對待程序的利與弊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正確的程序觀念應該是：既充分準確認識程序的必要性和優(yōu)點，又要看到程序的不足，對程序的弊端予以寬容對待。

（二）行政程序法目標模式確立

行政程序法的目標模式是行政程序法制化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之一，它是指“各個國家行政程序法根據所要達到的目標而形成的總體特征。行政程序法可以發(fā)揮多方面的作用，立法機關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進行選擇，強化某一方面的作用，這種選擇將使一國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標模式。”實質上目標模式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目標和價值取向。但在常態(tài)的社會中，我們應該貫徹一種有折中色彩的混合模式，既有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又不放松甚至放棄對行政權力的維護，因為不管過度傾向于哪一方都將最終造成另一方所代表的利益或財產得不到實際的保障，權利或權力有一面得不到長期的正常運作后，就會實際上影響到以此為要素的社會運行的穩(wěn)定和市場經濟快速持續(xù)的發(fā)展。

（三）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界定

科學界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關鍵。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則是指貫穿于整個行政程序法的實施過程中，行政程序法律關系主體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茖W界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乃是行政程序法制化的關鍵所在。在確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則時，必須首先明確以下幾點：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則不能割裂與行政實體法的聯系，在其內容、功能上應當保持與行政實體法的和諧性、一致性。但兩者不能等同，亦不能互相替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則不能僅僅局限于規(guī)范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而且也必須規(guī)范行政相對人和其他程序參與人的行為。由于“人類的預見力還沒有完善到可以可靠地預告一切可能產生的事這種程度，況且，人類所使用的語言也還沒有完善到可以絕對明確地表述一切立法意圖的境界。在這種注意下，我國的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則應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合法原則。第二，合理原則。第三，公開原則。第四，參與原則。第五，順序原則。第六，效率原則。

行政程序建設的大力提倡正是新時期依法行政理念下對正義、平等、自由、公正等價值的呼喚。作為規(guī)制政府權力的手段之一，行政程序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人們期待政府采取行動解決行政立法中的不足、緩解行政執(zhí)法中的矛盾，改變行政執(zhí)法現狀。

參考文獻：

[1]譚波； 楊治坤； 翟國強.淺析中國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幾個問題[J].行政與法，2003.

[2]黃賢宏； 吳建.依論行政程序法制化[J].社會科學研究，1999.

[3]張坤世.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幾個基本問題[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2.

計劃經濟體制優(yōu)缺點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才租賃 優(yōu)缺點 對策 

 

人才租賃是一種新型的用人形式，自從它開始出現并運行以來，就受到了理論界和企業(yè)界的關注，從2000年以后，人才租賃在我國開始流行起來，遼寧、江蘇、福建、廣州、北京、上海等省市都相繼使用這種新型的用人模式，上海市實施的“人才柔性流動”戰(zhàn)略中就包含了人才租賃的內容。從事人才租賃的機構也不斷涌現，其中僅廣州市涉及人才租賃的機構就有100多家；在北京有人才租賃資格的公司就達幾百家。同時人才租賃的業(yè)務量也在逐步上升，福建省的20多家企業(yè)從海峽人才市場租用的人才達400多名，而南京市在2002年底，已經有5000多位租賃人才在數十家企業(yè)的多個崗位上發(fā)揮著作用。那么究竟何為人才租賃？它產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優(yōu)缺點？怎樣才能使之更好的發(fā)展？它在我國的發(fā)展前景如何？筆者將就此展開探討。 

 

人才租賃產生的原因 

 

人才租賃是指人才租賃機構根據用人單位的需求，聘請用人單位所需的人才，交付給用人單位使用，同時為所聘人才發(fā)放薪酬以及代辦養(yǎng)老保險、檔案托管等人事業(yè)務，最后由用人單位支付相關費用的一種用人方式，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其產生原因。 

 

人才市場化 

人才是第一資源，是生產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我國人才資源的配置都是由國家進行統一計劃分配，它忽視了人才產權，束縛了人才的自由流動，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我國的國民經濟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在這個過程中，人才市場逐步被納入整個市場當中，打破了過去用人“統包統配”的局面，“單位自主用人”和“人才自主擇業(yè)”的雙向選擇機構已經形成，人才市場化的進程加快，市場成為我國勞動力配置的基礎性力量。然而市場配置也有它的盲目性，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配置方式來提供服務。于是隨著市場環(huán)境的寬松，人才的自由流動，使得人才租賃成為一種可能，因此，人才市場化是人才租賃產生的前提條件。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復雜化導致成本增加 

人力資源管理從檔案管理階段發(fā)展到組織職責階段，它所包含的管理內容也越來越多。傳統的人事管理是某一職能部門單獨使用的工具，與其它的職能部門沒有太大的聯系，而現代人力資源管理要求人力資源部門成為一個企業(yè)組織真正的規(guī)范、決策和制度部門，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開發(fā)每一個員工的潛能，更側重于制訂人力資源規(guī)劃、開發(fā)政策等，而臨時員工的招聘及培訓、工資分配、社保辦理等事務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和人事成本，增加人事管理的工作量和管理成本。 

由于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的復雜、高成本及受嚴格規(guī)范的控制，出于各種原因，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已經開始將一些人力資源活動外包出去。人才租賃行業(yè)就是應了這種需求而產生，并得到不斷發(fā)展。 

 

就業(yè)壓力增大和就業(yè)觀念轉變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高校擴招、單位體制的不斷深入、勞動力新增量不斷加大，而我國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又十分有限，這就使得就業(yè)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大力發(fā)展非正規(guī)和彈性的就業(yè)形式，在以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將成為解決就業(yè)出路的一個重點。 

就業(yè)形式能否得以轉變，還取決于勞動者個人的就業(yè)觀念能否與之相適應。傳統的就業(yè)觀念是終生在一個企業(yè)“服役”，一個人一生只從事一項工作。而就業(yè)是一個動態(tài)過程，隨著科技發(fā)展，知識更新加速，傳統產業(yè)逐漸被新型產業(yè)代替。崗位在變，勞動者也在變，自由職業(yè)者開始出現，而且隨著就業(yè)壓力的不斷增大，也迫使就業(yè)者不得不尋找一種新的就業(yè)出路來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于是人才租賃就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選擇。 

 

企業(yè)臨時人才需求 

隨著市場競爭的加劇，企業(yè)面臨的市場常常會發(fā)生一些波動，而企業(yè)又要關注其他一些經濟問題，于是企業(yè)希望能以較少的人力投入產生較大的產出，因此企業(yè)在用人當中，有時可以把自己內部的核心員工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由一些臨時人員來完成一定的項目，而如果為這些臨時人員開展招聘、培訓等工作要花費一定的成本，而且還要求人力資源管理者對他們進行激勵并為他們在公司工作期間的一切行為負責，無形之中就增加了管理壓力，于是越來越多的企業(yè)開始把這一難題轉交給人才租賃機構，由他們來解決一些繁瑣的程序，企業(yè)也就更有精力來處理公司的其他問題，更好地對公司的未來發(fā)展進行決策。 

對于一些規(guī)模小、轉型快的企業(yè)來說，他們養(yǎng)不起太多的人才，往往不愿意長時間聘用某一方面的人才而使成本提高。他們更多的只是短時間需要某類人才來解決相關的技術難題，人才租賃就為他們提供了這種可能，讓他們在需要人才時有人才可用，不需要時又不必養(yǎng)人，大大降低了人事成本。 

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正是有了用人單位這些需要，人才租賃業(yè)才得以產生并發(fā)展起來。 

 

人才租賃的優(yōu)點與存在問題 

 

人才租賃的優(yōu)點 

人才租賃對社會的好處 有效整合人才資源，優(yōu)化人才結構。人才租賃打破了傳統的人才國家所有、單位所有制，將用人與管人、養(yǎng)人分離開來，使人才流動更為靈活，也減輕了政府的負擔。人才租賃機構擁有豐富的人才儲備，通過引導人才產權的流動和提供專業(yè)化服務，實現人才資源共享，提高人才利用率，能較為有效地整合人才資源，優(yōu)化人才機構。 

為社會富余人才提供流轉渠道。在我國，一些企業(yè)擁有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但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能“人盡其才”，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人才資源在一定范圍內要進行重新配置，因此就產生了一批富余人員，而人才租賃是一個人才產權分離、流轉的過程，能很好地解決分流、下崗人才的就業(yè)問題。除了人才租賃機構與用人單位合作的形式，還可以由用人單位與用人單位之間進行租賃合作，派出人才，為富余人才提供流轉渠道。 

計劃經濟體制優(yōu)缺點范文第4篇

直接的橫向信息流是兩個沒有直接的上下級關系的兩個單位之間的信息交換。間接的橫向信息流指的是兩個平級單位的信息互換要通過第三方來進行，這個第三方必須既非兩個單位的共同上級，也非兩個單位的共同下級的單位，可以是與信息互換的兩方平級，也可以與信息互換的兩方無關。在完全的市場競爭體系下，信息交換都是橫向信息流。彼此沒有直接決策權力的單位或者個人之間相互交換信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高校圖書資料管理體制也在逐漸發(fā)生變化，橫向的信息流動也逐漸變得越來越重要。與縱向信息流相比，橫向信息流的主要優(yōu)點是：時效性。橫向信息的流動往往比縱向信息流快捷，這是因為橫向信息流特別是直接的橫向信息流無需經過復雜的中間過程，就能完成信息交換。與縱向信息流動相比，橫向信息流動會更好地保證信息的時效性。靈活性。與前面所說的縱向信息缺乏靈活性相比，橫向信息的靈活性比較強。信息交換可以不經過一些預先設定的嚴格程序，而是可以隨時通過各種方式來實現。并且信息交換的雙方可以根據自己決策的需要排除無效信息，快速捕捉和整理有效信息。橫向信息流也有自身的缺陷：一是不便于規(guī)范管理。橫向信息流更多地是學校在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后自發(fā)形成的，這種自發(fā)性導致了靈活性，也導致了管理上的不便。二是不便于信息集中。橫向信息流是不利于信息結構的集中的，也就是說，與事件相關的當事人中沒有一方可以獲得與決策相關的全部信息。在這種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的前提下，某些決策必然是盲目或者錯誤的。三是不便于統籌規(guī)劃。上級部門無法掌握所有信息，少了一些可以用于把握全局的依據。在做出與組織相關的大的目標的決策時，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協調和統一安排。橫向信息流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沿襲下來的傳統的學校管理模式中存在的橫向信息流。它包括圖書館之間的信息交流；實驗室與負責器材設備采購的單位之間的信息互換等。二是由于高校圖書資料管理體制引入市場經濟體制而產生的橫向信息流。它主要包括高校圖書資料采購的各種招投標信息。三是非正式通道的橫向信息。例如，今年來在各大高校中迅速興起的BBS就是學生個人或學生和老師之間傳遞信息的重要途徑。學生社團、學生會、班級現在越來越多地利用這類非正式的橫向通道進行信息傳導，從而影響圖書資料管理。由此可見，信息通道對信息流的意義至少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第一，縱向通道和橫向通道都是實際存在的，且二者在分工上有差異，即它們各自負責的信息內容和作用上有差異，所以不可能互相取代。第二，縱向通道和橫向通道各自有其優(yōu)點和缺點，而且這些優(yōu)點和缺點基本上是互補的。所以要予以兩種通道相同的充分重視，在使用每種通道時都要注意揚長避短，充分發(fā)揮優(yōu)點、避免缺點或彌補方法的不足。第三，對于縱向通道的規(guī)范主要可以采用制定規(guī)范或行政措施來實現。對于橫向通道的規(guī)范則要復雜一些，需要通過間接的措施來調節(jié)。

二、信息集中

高校圖書資料管理要構建一種簡單、明了、固定的信息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集中，而高校圖書資料管理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息集中。關于信息集中的問題，就像經濟學家里昂尼德•赫維茨指出的那樣，如果經濟體系的參加者中至少有一個人能夠獲得關于一切其它當事人面臨的環(huán)境和他們將要采取的行動的全部信息，那么，信息結構就是集中的。從這一概念出發(fā)，在一個高校圖書資料管理中，如果至少有一名決策者能夠獲得關于一切其它當事人面臨的環(huán)境和他們將要采取的行動的全部信息，那么信息結構就是集中的。信息集中的極端情況是：中央計劃部門獲得一切關于圖書情報信息，然后再通過層層傳達，對各級各部門發(fā)出指令。與之相反，信息完全不集中則是另一個極端狀態(tài)，即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下，沒有一個當事人擁有關于任何高校圖書資料管理情況的信息，不知道或不關心任何高校圖書資料管理者的未來行動。信息通道指的是橫向和縱向兩個方向的通道。其中，橫向的信息通道又包含了直接的橫向信息通道和間接的橫向信息通道?？v向的信息通道指自下而上，上下級之間的層層傳達，比如說科研經費的申報就是屬于一個信息的縱向傳導的過程。橫向的信息通道指的是同級之間，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部門之間的信息傳導。直接的信息傳導指的是兩個部門之間互相交換信息的過程。比如說，圖書館與教學管理部門之間需要互相交換信息，以便使得圖書館的藏書能滿足教學需求，這屬于兩個平級部門之間信息的互換，是直接橫向的信息傳導。間接的信息傳導指的是兩個部門通過兩個部門之外的第三方作為中介，進行信息傳導的過程并且第三方既非上級部門也非這兩方的下級部門。典型的信息的橫向傳導的例子是：圖書資料設備管理部門采購與招投標管理中心之間存在很多橫向的信息傳導，其中有直接的橫向信息傳導，也有間接橫向的信息傳導。一般地說，縱向的信息傳導更適合于信息的集中，因為縱向的傳導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上下級之間傳導信息的過程，自下而上的信息上報本身就是一個信息由下級往上級集中的過程。若將兩種橫向通道相比較，則是間接的橫向信息傳導比直接的橫向信息傳導更有利于信息集中，因為在間接橫向信息傳導過程中，起中介作用的第三方收集了其它兩方的信息，信息在起中介作用的第三方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集中。信息的傳導方式指的是通訊能力的質和量。從制度上來說，完善的信息制度、規(guī)范的信息傳導流程是信息順利傳導、信息集中的保障。從技術上來說，傳導信息所使用的工具直接影響了信息傳導的質和量，以及效率。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發(fā)展和完善，互聯網成了高校圖書資料管理的最重要的信息傳導手段。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的優(yōu)點不僅在于其大容量和方便快捷，而且在于預先設定好的規(guī)范流程為信息傳導提供了更規(guī)范、更統一的路徑，這些都有利于信息集中。信息的處理是指從大量信息中篩選出有效信息并分類整理的過程。信息的處理能力是通過以下幾種途徑來影響信息集中的。一是速度。信息處理得越快，有效信息的傳導就越快，信息就可能盡快地集中。二是篩選和分類整理的有效性。高的信息處理能力意味著篩選出來的信息是完整的并且不含多余信息，分類整理是快捷并且正確的。也就是說，良好的信息處理能力意味著選擇和整理信息的有效和速度有利于信息集中。傳導所用的語言是指每個決策者都有用以描述信息的“內部語言”。在高校內部，這些語言所傳達的信息對于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意思，能夠被完整并確切地加以理解。但是，為了同其他高校交往，他就必須使用某種“外部語言”。一個信息對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高校具有同一含義，就成為“共同語言”形成的必要條件。當各參加信息互換的高校使用的語言不能被其它高校所理解時，就會產生語言問題。因此，在高校圖書資料之間的信息傳導，有時候會需要將“內部語言”轉換為“共同語言”以實現信息的傳導?！皟炔空Z言”轉換為“共同語言”的難題之一，在于轉換過程中有可能丟失部分信息或使某些信息產生不符合原本信息含義的歧義。

三、高校圖書資料管理信息機制的構建

計劃經濟體制優(yōu)缺點范文第5篇

關鍵詞：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實證研究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11(03)－0013－06

一、引言

比較經濟學在很長的時期內沒有把文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變量，即使是哈耶克在爭論社會主義問題時，也主要是研究市場經濟的普適規(guī)律，而非各個國家的文化背景?？茽柲蔚戎攸c研究特殊制度背景下生產、投資、消費等方面的問題(如前蘇聯計劃經濟下的預算軟約束和隱性通貨膨脹)，沒有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進行比較，也沒有運用文化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成因和績效。

事實上，經濟學早期的大師們非常重視文化的影響，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就已經體現了這一思想。約翰?穆勒也認為，文化有時候比追逐個人利益更重要，馬克思則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說明文化的來源。但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統治的時代，文化基本是上被排除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之外。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家那里，文化也沒有發(fā)揮重要作用。因此，在比較經濟學界，文化也很少被看作一個重要的變量，這是由當時經濟學界普遍的觀念所決定的。

文化被經濟學家冷落，卻在社會學家那里得到了足夠的重視。馬克斯?韋伯把文化視為社會結構和經濟績效的重要解釋變量，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精神的淵源，剖析了新教在促進16－18世紀的企業(yè)家開拓創(chuàng)新、勤奮節(jié)儉方面所發(fā)揮的重大作用。本菲爾德認為，文化是解釋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意大利南部之所以不發(fā)達，就是因為意大利南方人狹隘的自利主義文化，只關心自己和自己小圈子的利益。本菲爾德和帕特南進一步建立了社會資本理論，認為經歷過中世紀歐洲自治城市生活和市民社會的國家積累了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在經濟發(fā)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蘭迪斯(Landes)把文化和信念、價值觀等聯系起來，并認為信念、價值觀影響了經濟績效，雖然他列舉的文化要素只有工作努力程度、寬容程度、誠實守信等內容，但他把信念、價值觀作為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途徑的思想，對施萊佛(Shleifer)、津加萊斯等研究文化的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文化研究的一類重要內容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最典型的成果是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和美國的個人自由主義文化進行對比，揭示了日本帝國快速崛起而后走向滅亡的文化動因。文化比較研究強調不同文化的特點和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經濟、政治體制的塑造作用，這種思路及其研究結果對比較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比較經濟學一度相信，造成國家和西方國家經濟績效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體制差異，而比較經濟學家并沒有深究經濟體制的由來。劇變以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引進了市場經濟體制，但經濟績效不但沒有上升，反而急劇下滑。轉軌國家的不同發(fā)展狀況以及各個國家在政治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方面的差異，已經不能僅僅用市場機制或計劃機制來解釋，而需要引入更多要素，文化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相對于其他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而言，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穩(wěn)定性。人們被動地從父母、社群等處獲得文化的熏陶，一般會接受自小獲得的文化并把文化傳承給下一代。任何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都植根于文化之中，同樣的機制打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烙印。因此，對于經濟體制，文化基本是穩(wěn)定不變的，經濟體制或政治制度在短期內只能被動地適應文化，被文化所塑造和改造。

一部分學者將文化納入比較經濟學的視野中來，形成了比較經濟學的“文化學派”。文化學派的研究有兩種進路，一種進路以羅斯菲爾德為代表，另一種以津加萊斯、基爾索等為代表。羅斯菲爾德對比較經濟學特別是前蘇聯的經濟有深入研究，他認為文化是被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模式，他對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經濟狀況進行比較，引用了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論(如本尼迪克特等關于日本文化的學說)，崇尚基于歷史和統計資料的具體分析而非數理或計量模型。我們可以把這種進路稱為“歷史研究”，津加萊斯等認為文化是一種代際傳承的信念或價值觀。相對于羅斯菲爾德而言，基爾索、津加萊斯更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接受，他們構建了一個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簡明模型，依據跨國調查的數據，選擇變量，進行實證研究，我們可以稱這種進路為“實證研究”。

本文在這里首先將闡述“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主要學術思想，然后對比兩種研究進路的特點，并作評論，最后本文指出比較經濟學文化研究的發(fā)展方向。

二、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歷史研究”

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羅斯菲爾德。羅斯菲爾德首先定義了文化，他認為文化是被社群贊賞的經久持續(xù)的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這種態(tài)度或行為方式會塑造公共政策和法令，為法律提供基礎，但又超越現時的公共政策和法令，因此具有先驗性和超越性。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通過它對制度的塑造和對經濟活動方式的調整來實現的。文化影響了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體制與一個國家融合的程度，文化也扭曲了很多政治經濟體制，使得這些體制按照文化的偏好(或某些集團的偏好)來運作，文化還保持了低效率制度的穩(wěn)定，使得“較差的體系并不必然被優(yōu)勢體系掃地出門”。

羅斯菲爾德指出，人們都希望規(guī)則有利于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自私傾向使得文化有了作用，文化是和道德、政治活動混合在一起發(fā)揮作用的。有的文化遏制人們過分追求特殊利益的行為，卻鼓勵人們追求正當利益的行為，而有些文化則限制個人追求財富、擁有財富的行為。羅斯菲爾德進一步發(fā)展出文化的復雜系統觀，他認為文化是道德、政治和社會價值的混合體，文化包含著很多要素，這些要素經常被放在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社群主義等概念中，而實際上每個國家的文化都是各種要素的復雜混合物，不能簡單地貼上“集體主義”之類的標簽。羅斯菲爾德關于文化的這種看法，使得他不是抽象出文化的有限概念來演繹文化對經濟體制和經濟績效的影響，而是具體而細微地探索每一個經濟體中文化的具體影響機制。

羅斯菲爾德認為，現實經濟體的一個根本性特征是它對待個人在黃金定律(即個體公平競爭中互不侵害的原則)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態(tài)度。如果一個經濟體能鼓勵人們無限制地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追求過程中所受到的約束都是來自于競爭自發(fā)產生的規(guī)范(即“自我規(guī)范”)而非其他力量，那么這個經濟體就是最高經濟效率的普適性經濟體，羅

斯菲爾德稱之為A類體系。但是，現實的主要經濟體都不是A類體系，而是基于自身獨特文化的不完美體系，羅斯菲爾德稱它們?yōu)锽類體系。B類體系的最主要特征是個體行為受獨特文化的規(guī)范，文化會限制黃金定律發(fā)揮作用，或者取代黃金定律來規(guī)范個人行為，對個人逐利施加更多的限制。文化會限制自由競爭、鼓勵社會優(yōu)先考慮一些目標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目標和其他人的利益。這樣，經濟體的參與人為實現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不斷地扭曲競爭體系，這就導致權力發(fā)揮作用。文化規(guī)范下的經濟體會出現壟斷、尋租等現象，政府也不再是完全中立的而是有偏向性的。

現實的經濟體系全是B類體系，在文化和權力的規(guī)范下，各個經濟體實際上都不是最有效率的，而只是各自的文化和有權者更偏好的經濟體。文化和權力集團扭曲市場規(guī)律(主要是供求法則和凱恩斯法則)的程度，決定了各個受文化規(guī)范的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發(fā)展?jié)摿?。羅斯菲爾德為了比較各經濟體的相對優(yōu)劣，選擇了A類體系作為完全競爭性質的標桿。A類體系具有最高的績效，而B類體系的文化規(guī)范則修改了A類體系下企業(yè)和市場的運作規(guī)則，改變了A類體系下的組織模式(A類體系下企業(yè)的組織模式是完全競爭廠商)，也改變了供求定律或凱恩斯宏觀經濟規(guī)律背后的組織和個人行為，從而導致市場機制發(fā)生扭曲，產生了不同的經濟績效。這些經濟體的經濟績效和A類體系相對比，就可以在統一的框架下確定各種文化規(guī)范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相對績效。

羅斯菲爾德比較了五個經濟體(美國、西歐、中國、俄羅斯和日本)的運行模式、優(yōu)缺點以及發(fā)展?jié)摿?。研究發(fā)現，這五種經濟體中，最具發(fā)展?jié)摿Φ倪€是美國，中國也會有一段高速發(fā)展的時期，而歐陸和日本能否走出停滯、中國和俄國能否解決轉型中的問題，都還是未知數。在轉型理論方面，羅斯菲爾德認為，俄國由于威權主義的持續(xù)影響，還遠未轉型成“正常國家”，中國的漸進式轉型要優(yōu)于俄國的休克療法。因為各國都是文化規(guī)范型的經濟體，而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很多偶然事件和歷史都具有重要性，經濟系統也不能簡化成某種原則，一個制度則很少能和其他制度完全配合。羅斯菲爾德認為，“每一個經濟體都是傳統的”，因此轉型開始時人們不會知道最佳路徑是什么，也不清楚前進的方向，轉型需要有耐心的制度實驗，需要從干中學。

總的來看，羅斯菲爾德建立了一個基于文化的比較經濟學理論框架，這個體系以個人規(guī)范的經濟體為最有效率的標桿，而把現實中的各種經濟體視為受文化規(guī)范的經濟體。文化影響企業(yè)和個人的經濟政治活動的理念、目標與方式，再通過經濟政治活動(特別是涉及到改變平等競爭權力方面的活動)影響消費品市場供求、勞動力市場均衡、投資決策以及利率、貨幣和對外貿易等宏觀經濟要素。在此基礎上，文化影響了一個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這樣，羅斯菲爾德就完成了文化對經濟體制影響的完整解釋。

三、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實證研究”

主流經濟學近年來的領軍人物如施萊佛、津加萊斯等也在研究比較經濟體制和文化。基爾索、撒皮恩扎和津加萊斯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一個研究文化和經濟績效的框架。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可代際傳承的信念與價值觀。文化影響了人們的信念和偏好，導致了不同的行為傾向，故而不同信念和偏好的人們在處理經濟事務時會有不同的選擇，從而導致經濟績效的差異。因此，文化實際上并不是直接影響經濟績效，而是以信念和偏好的改變作為中介來間接影響經濟績效的?？偨Y起來，“實證研究”的理論范式就是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

依據上述范式，基爾索等開展了一系列的實證研究。實證研究首先要獲取數據，然后要選取適用于計量方法的可量化變量。由于文化和經濟績效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所以實證研究必須挑選不受經濟波動和制度變更等短期因素影響的文化變量?；鶢査鞯劝盐幕窒拊谧诮毯偷赜蜻@兩個因素上，這兩個因素不隨短期經濟績效和經濟體制影響，也較容易在問卷調查中量化。在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方面，基爾索等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信任方面。這是因為信任對經濟發(fā)展的積極作用已經被大量學者證實，信任行為和信任偏好已得到了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廣泛研究。經濟績效則用具體的經濟行為或人們對經濟事務的態(tài)度來衡量，包括公民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國家的儲蓄額、進口總額和對外直接投資數量等。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范式也就變成了宗教一地域一信任一經濟行為范式。

基爾索等首先進行了關于文化和經濟活動態(tài)度的實證研究。文化的變量是宗教，而宗教影響經濟活動的主要途徑是經濟活動的態(tài)度，它們包括合作意愿(Cooperation)、對待政府的態(tài)度、對婦女工作的態(tài)度、合法性規(guī)則(Legal Rules)、勤儉(Thfifti－ness)以及對市場經濟的看法。程度采用種類、是否自小就處于宗教環(huán)境中、是否經常去教堂或參加宗教活動等來衡量。結果表明，有的人更信任別人，也更信任政府，更遵守法律規(guī)范，無神論者正好相反。有的人總體上更支持勤儉持家，更支持市場經濟，認同市場經濟是公平的，個人應該承擔責任。除印度教以外，各種宗教中，越是從小在宗教氛圍里成長，對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新教比天主教更傾向于信任他人。除佛教以外，其他程度都和寬容程度正相關，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尤其不寬容，但它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傾向于信任政府。天主教、新教和印度教都傾向于私有產權，伊斯蘭教比較不喜歡私有產權。新教顯著傾向于用公平換激勵，只有天主教顯著主張應該教育孩子們勤儉持家，除佛教外所有宗教都認為人們是懶惰的、缺乏意志力。宗教教條的改變也促進了信徒經濟態(tài)度的變遷，以天主教梵二會議(1962)為轉折點的實證分析發(fā)現，出生在梵二會議以后的人更信任他人，更寬容，更尊重婦女權益，但卻更反對私有產權和市場競爭。

基爾索等首次按間接影響的范式研究了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些研究完全遵循文化一信念和偏好一經濟績效的范式，是分段進行的，首先考察文化對信念或偏好的影響，再考察信念與偏好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從而證實文化對經濟績效的間接作用。文化主要選用宗教和地域為代表，信念和偏好用信任和節(jié)儉的意愿作為代表，經濟績效主要用人們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積極性、國家儲蓄以及再分配意愿為代表，實證數據主要來自對美國公民的社會調查。結果發(fā)現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信仰對信任有正向影響，歐洲國家移民的信任程度更高。具有較高信任程度的人更傾向于自主創(chuàng)業(yè)，勤儉持家的偏好對國家儲蓄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基督教信徒和白人、亞裔都更反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基爾索等進一步論述了文化差異對經濟績效(主要是國際貿易和FDI)的間接影響，樣本來自歐洲國家。基爾索等先考察了歐洲國家國民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繼而考察了信任對進出口貿易和FDI

的影響。在影響信任程度的因素方面，基爾索等考慮了相同程度、地理距離、對該國的了解程度(用一國報紙上關于該國的新聞的多少來衡量)、語言是否來自同一古代語言、法律根源和類型是否相同、兩國歷史上是否交戰(zhàn)、兩國人長相是否類似(主要是頭發(fā)的顏色)、兩國人基因上是否接近等因素。結果發(fā)現，和法律淵源接近、語言出自同一語系的國家相互之間更信任，而歷史上發(fā)生過戰(zhàn)爭的國家之間較不信任，長相和基因接近也對信任程度有正向的影響。兩國相互信任程度越高，貿易額和直接投資力度也越高。

基爾索等還研究了文化對人力資源稟賦的影響。2008年他們在《科學》(Science)上，利用問卷調查的數據考察男女經濟平等程度、文化和男女知識水平(主要是數學水平和閱讀水平)差距之間的關系。在他們的研究中，男女經濟平等程度用世界經濟論壇性別差距指數(World economic forum gender gap index)來衡量，該指數越高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越高。文化則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問題是：“當工作機會有限時，你認為男性應該比女性更有資格獲得工作嗎?”婦女活躍程度用參加工作的適齡婦女勞動力數量，還有一個指標是婦女政治參與度，也來自世界經濟論壇的調查指數。研究結果表明，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里，男女在數學能力上的差距顯著縮小。在男女比較平等的社會里，女性不僅在數學能力上，而且在閱讀能力上都有提高。當然，男性的數學分數仍然高于女性，但這種差距在男女更平等的社會不再明顯而且和GGI指數無關。

上述四個方面是近年來基爾索等關于文化和經濟績效關系的主要實證研究。從研究的結果看，文化對經濟活動態(tài)度有直接影響，對經濟績效有間接影響，間接影響的傳導機制則是偏好和信念，具體來說則是信任和經濟生活態(tài)度。實際上，基爾索等只是考察了、地域因素或社會資本對經濟績效的影響，總體上看基督教信仰更有利于促進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達國家的文化氛圍也更利于經濟增長。

四、比較經濟學文化學派的主要特點與評價

羅斯菲爾德的“歷史研究”無論是在基本范疇、研究范式和結論方面，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在基本范疇方面，個人規(guī)范、文化規(guī)范的概念是羅斯菲爾德框架所獨有的，也是這個框架中最重要的。個人規(guī)范和文化規(guī)范的區(qū)別，突出了經濟活動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即個人活動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毫無拘束地追求個人利益，而他必然要受到社會規(guī)范、法律等方面的制約，這種制約的來源和性質決定了個人活動的范圍和結果，也決定了經濟體系整體結果。

從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基本范疇中，我們可以發(fā)現，歷史研究沒有對人性做出基本假設，沒有引入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等概念，也沒有建立一些可以作為演繹推理基礎的抽象概念，其范疇都來自于對現實的概括和洞察，都是對現實活動的基本內容的描述。歷史研究范式沒有演繹推理，更沒有數理模型。羅斯菲爾德的理論并不是一個包含有限要素、既定邏輯和可證偽的假設的體系，而是關于文化對經濟影響的機制描述或者說思想實驗。在對比研究經濟體的運行特征和經濟績效時，歷史研究是用大量的統計數據和實際資料，對經濟體的各個維度逐項進行描述、分析和對比。

基爾索和津加萊斯等的實證研究則和主流西方經濟學的范式保持一致。他們提出的文化對經濟績效影響的線性傳導機制非常容易形式化，雖然基爾索等還沒有建立一個數理模型，但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在確定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傳導機制以后，基爾索等人提出了可證偽的假設，并進行實證研究。由于文化、經濟績效、信任等概念較難量化，基爾索等采用了變量，利用變量之間的計量關系推斷文化和經濟績效的關系。這種研究范式是主流經濟學的經典范式。

比較來看，“歷史研究”和“實證研究”的框架既有類似的地方，也有鮮明的區(qū)別?！皻v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是先建立一般理論，再進行經驗研究?！皻v史研究”和“實證研究”都相信文化對經濟績效有重要影響?！皻v史研究”和“實證研究”存在幾點顯著的差異：首先，“歷史研究”的文化范疇內涵非常廣泛，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而“實證研究”則竭力把文化范疇的內涵縮小到一兩個維度以便把握。其次，“歷史研究”中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是多維的、非線性的，而“實證研究”則僅限于若干種可能的傳導機制。再次，“歷史研究”不進行實證研究，只采用基于直接的統計數據和現實資料的分析，存在一個和被比較體系維度一樣的最有效體系作為標桿，而“實證研究”是去尋找間接的變量進行實證分析，不對現實進行描述，看重數量關系，且沒有一個標桿。

雖然都能發(fā)現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兩種研究思路還是各有優(yōu)劣?！皻v史研究”非常具體，并且貼近現實，能對現狀進行直觀的考察?！皻v史研究”給我們展現了一個真實的英美、西歐、日本、俄國。我們能從中體會到真正的現實，也能利用其描述而進一步分析。但是，“歷史研究”仍然缺乏一個抽象的演繹理論體系，文化影響經濟績效的規(guī)律、各種要素對文化傳導機制的影響等問題都沒有得到解答。另外，“歷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羅斯菲爾德堅持用新古典框架作為標桿，而不采用現代制度分析理論，這使他的學說遺漏了很多問題，例如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交易成本問題等，而這些正是文化發(fā)揮作用的途徑?！皩嵶C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對經濟績效的影響機制，提出了文化影響信念和偏好，信念和偏好再進一步影響經濟績效的理論，為繼續(xù)探索文化影響經濟活動的具體機制開辟了道路。但是，目前基爾索等的文化概念和信念、偏好等概念還太狹窄，僅限于信任，而且使用變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偏頗之嫌，不能具體看到不同經濟體中文化影響的真實場景?；鶢査鞯劝训赜蛞蛩睾妥诮桃蛩刈鳛槲幕拇恚F代以來經濟發(fā)達、經濟觀念較先進的社會本身就是歐美基督教社會，所以文化因素和經濟績效容易產生自相關問題，在研究設計上還值得商榷。

五、結論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