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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歐債危機；成因；啟示

一、歐債危機概述

歐債危機，其導火索為希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債務危機。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qū)，在這個過程中，其為了盡可能的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大幅縮減自身外幣債務，并與高盛簽訂貨幣互換協(xié)議。這份協(xié)議是以希臘必須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償還給高盛高額的回報作為前提。但是連續(xù)多年整個歐元區(qū)經濟都不很景氣，因此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危機。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在2009年的時候就形成了債務危機。

2009年10月初，正當全球經濟艱難地擺脫美國次貸危機的最初沖擊，步履蹣跚地走向緩慢復蘇之際，希臘政府公告稱，預計希臘2009年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歐盟《穩(wěn)定與增長公約》規(guī)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了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機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希臘債務危機向歐元區(qū)蔓延后，其余幾個歐豬國家首當其沖，均遭遇了信用評級降級、債務利率飆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歐洲國家長期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經濟。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多年來實行高消費高福利政策，不重視儲蓄，通過各種所謂的金融創(chuàng)新把未來若干年的錢提前花掉，只顧眼前享受，忽視可持續(xù)發(fā)展。如果經濟高速增長，高福利或許可以維持，但希臘經濟已連續(xù)5年負增長，陷入嚴重的衰退。希臘政府已無力償債，只能以債養(yǎng)債，將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二）其“導火索” 是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出現后，各國政府在應對中陸續(xù)推出了寬松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私人領域的去杠桿化和政府領域的加杠桿化，這些措施雖在短期內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卻大幅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伴隨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希臘以及其他一些南歐國家，之前處于一種財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國際宏觀經濟沖擊，削弱了其國家集群產業(yè)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陷入惡性循環(huán)，債務負擔愈加沉重，并導致最后出現危機的局面。

（三）歐洲只有共同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但卻沒有統(tǒng)一的經濟政府。當希臘國內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其政府沒有能力來改變目前的狀態(tài)，歐盟也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來對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資者都擔心希臘政府出現違約現象，故而放棄其在希臘的投資。除此之外，當歐洲爆發(fā)金融危機后，歐元區(qū)各個國家雖然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但其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這就造成各成員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一旦出現不順利，后果將更加嚴重，只會加劇歐債危機。

三、對我國的啟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與國情相適應

歐債危機教訓深刻，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會保障，終將加大政府負擔，對國家的全面健康發(fā)展不利，最終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社保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更要考慮對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當前，我國正在逐步推進覆蓋城鎮(zhèn)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醫(yī)療保險和養(yǎng)老保險體系，并已取得積極的進展，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要覆面廣，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政策空間相當大。保障制度應保持勞動力市場充分的彈性，同時應防止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實現養(yǎng)老、醫(yī)療等社會福利在不同地區(qū)之間的轉移接續(xù)。

（二）繼續(xù)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一直被我國政府所依重。在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外貿進出口受到嚴重打擊，消費市場更是萎靡不振，我國政府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成功扭轉經濟下滑的風險， 2007年我國是財政盈余，近兩年變?yōu)樨斦嘧?。因此，如何減少經濟發(fā)展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即降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未來的基建投資應該適度放緩，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傾向應該成為國內經濟工作重點?？上驳氖?，黨的十已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三）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要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規(guī)模，防止盲目擴大，要采取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分類管理，逐步償還，將地方政府債務統(tǒng)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圍之內，也就是“妥善處理存量，嚴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和稅收體制，適度地放權，盤活地方財政；三是在財政收入分配制度上，應堅持多給予少索取的原則，加大社會投資力度，擴大財政收入的增值空間，避免地方政府因財政的不足而無難以有所作為，也減少大量舉債，從而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傊?，要妥善處理地方債務，絕不能讓地方債務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fā)展的障礙。（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谥行闹校?/p>

參考文獻：

[1] 周茂榮，楊繼梅.“歐豬五國”債務危機及歐元發(fā)展前景[J].世界經濟研究.2010（11）

[2] 鄭聯(lián)盛.歐洲債務問題：演進、影響、原因與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10（03）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 地方政府； 債務危機； 破產監(jiān)管； 機制設定； 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 D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973（2014）03-0034-05

地方信貸市場的發(fā)展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已經成為其重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二是地方個體資本的興起在地方財政中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程度甚至超過了傳統(tǒng)的銀行借貸。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地方信貸市場的發(fā)展仍處于薄弱狀態(tài)，其中最主要表現為地方債務及其債務違約問題。國外的地方政府或是新興市場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俄羅斯在1998至2012年間的89個區(qū)域政府中至少有57個區(qū)政府發(fā)生債務違約，導致俄羅斯整體經濟的下滑；美國在經濟大蕭條期間，全美4770個地方政府的違約金額總計達到了28.5億美元。直至2013年，美國的“汽車之都”底特律更是因為負債185億美元而宣布破產。地方債務引起的地方破產會嚴重影響地方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同時還會壓縮地方財政資金投入以及阻礙地方資本市場的發(fā)展，由此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雖然目前我國對于地方政府債務的事前借貸建立了相應的監(jiān)控體系并且采取了諸多限制，例如設置了平衡預算、限制債務比例以及債務償清率比例等規(guī)定，但這些限制和規(guī)定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要建立配套的事后破產機制來作為相應的補充。因為事后破產機制建立的清晰規(guī)則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信用度，恢復地方政府的財政可持續(xù)性并且促使無償債能力的地方政府回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財政路徑，從而確保公共服務的供應。因此，對國外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進行評述和總結，有助于我國更好地面對和處理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后續(xù)問題。

一、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jiān)管機制的設立

（一）美國

美國自19世紀40年生第一次地方債務危機后，便對地方政府借貸制定了一系列的監(jiān)管改革。《市政破產法》是其制定的重要法律制度，雖然同期實施的還包括基礎設施融資法以及取消無稅融資等規(guī)定，但《市政破產法》至今依然是美國政府實施破產機制的主要法律制度。即當債務出現違約后面對債務償還的問題，美國的做法是由法院“訓令書”來征收新稅?！坝柫顣鳖愃朴谝环N法院命令，要求公共部門采取某種行動的通知，“訓令書”會要求通過立法機構對市政機構權限內的所有財產進行征稅來用作對債務進行償還。[1]但在實際中，增加新的稅收通常會導致高稅收者或是企業(yè)的外逃反而使稅收降低。在此情況下，假如地方政府整體對債務無力償還，那么市政官員便會采取各種行動來逃避債務償還的責任，極端情況下還會導致當屆政府的集體辭職，此時“訓令書”便失去其效用。因此，美國政府在為了制約這種債務逃避無法鉗制的情況下制定了《市政破產法》，又稱為《美國破產法》。該法律是專門針對美國各州下屬地方政府債務破產機制而設立的，它規(guī)定了一種程序化的處理方式，使得債務在違約的狀況下依然可以進行債務重組程序，進而解決地方政府債務破產問題。《美國破產法》為美國各州地方政府在制定或選擇破產程序時提供了一個參考框架，依據此框架美國各州地方政府設立了相應的事后監(jiān)管機制。美國50個州中有21個州采納了《美國破產法》，3個州在采用的同時附加了重要條件，另外21個州是根據其框架結合地方自身的狀況制定的。美國市政破產機制建立的成功之處在于美國擁有成熟的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基于以市場導向為主的金融體系關系，其建立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解決債務鉗制的問題。但相對于政府間財政體系仍在發(fā)展和完善的國家，采用美國地方破產機制還需考慮其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關影響。

（二）南非

南非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不同于美國，美國的破產機制主要是基于處理政府間財政體系以及在金融體系背景下市場導向的鉗制問題，而南非則是基于國家政治結構和市政體系發(fā)生變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地方破產機制。南非在種族隔離時期，白人區(qū)政府和黑人區(qū)政府是各自獨立治理的，相比之下白人區(qū)政府不論是在信用可靠度還是債務違約率上都要強于黑人區(qū)政府治理。但在廢除種族隔離后，新的市政邊界劃分使原來富有的白人區(qū)與貧困的黑人區(qū)合并在一起，由于存在不同的治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新合并的地方政府增加了財政困境和債務違約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在種族隔離時期遺留下的債務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南非的經濟發(fā)展，致使南非金融市場上私人資本市場發(fā)生萎縮停滯，地方融資只能依靠公共部門的貸款，從而使地方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在此狀況下，南非政府致力于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框架來治理合并后的地方政府經濟，經過反復辯論和修改最終頒布了新的《市政財政和管理法》。其中破產程序便是該框架中核心部分，包括處理債務及財政調整。南非制定的破產政策明確了債權人及債務人的權利義務和補救方式，這對于地方政府建立具有競爭性的私人資本融資市場具有保障作用，同時對于擴寬多樣化的金融市場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匈牙利

匈牙利構建地方政府破產機制的動機主要是出于對債務借貸的約束以及預防地方政府財政惡化這兩個目的。匈牙利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為了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而頒布法案批準地方政府擁有獨立于中央的財政管理權，這一制度意味著匈牙利地方政府在財政管理方面具有完全自由化而不受中央財政管轄的權力，之后地方政府開始利用長期貸款為短期經營赤字融資，同時加大對商業(yè)活動的借貸融資。這在短期內造就了地方政府財政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加大了債務違約破產的風險。直至1995年宏觀經濟的衰落致使地方政府在經濟上發(fā)生惡化導致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大量資產變成壞賬，巨大的地方債務壓力迫使匈牙利地方政府面臨解體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匈牙利中央政府一方面緊急限制借貸并且加強債務的監(jiān)督；另一方面促使金融機構與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重組談判。盡管這種非正式談判能夠引起債務調整，但卻不能規(guī)范債務重整的程序。因此，匈牙利政府于1996年制定了《市政債務調整法》來解決地方政府因債務違約帶來的財政危機。這部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制定了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地方破產機制，其中包含了地方政府在申請地方破產后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保護債務方和債權方的權力、地方預算制定的規(guī)則以及明確債務借貸限制和違約后果等規(guī)定，是一部具有財政透明度和可預測性的債務調整法律。

（四）巴西

巴西在地方破產機制的設定上略有不同。美國、南非和匈牙利的地方破產機制設定偏重于司法作用，而巴西則傾向于運用行政程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西先后經歷過三次大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發(fā)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負債資金高達190億美元。此次危機致使巴西州政府與聯(lián)邦政府無力對債務進行償還，最終以聯(lián)邦政府出面與債權人協(xié)調后將累計的州、市債務以及剩余本金一起合并作為國家債務進行償還。第二次危機發(fā)生于1993年，此次債務危機規(guī)模超過第一次債務危機但解決辦法依舊是聯(lián)邦政府進行集中償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危機發(fā)生于1997年，這次債務危機致使聯(lián)邦政府重組了相當于本國GDP的11.5%的州債務進行集中賠付。至此之后，聯(lián)邦政府對各州政府提出了財政改革意見，要求加強對各州政府債務進行監(jiān)管，并要求各州政府遵守財政改革方案，其目的是逐步引入財政透明度并最終制定一套適合財政和債務調整的詳細方案。在此要求下聯(lián)邦政府與25個州政府達成一致，最終頒布了“9496號法令”。此法令明確規(guī)定了債務借貸與收入之比、基礎財政收支、資金投資上限以及企業(yè)私有化轉讓等規(guī)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債務調整協(xié)議中規(guī)定了各種債務償還的抵押品，一旦州政府出現債務違約，中央政府有權扣留并處理。[2]之后巴西政府又進一步對決議進行修改，重新為債務借款、償還及債務存量設置了固定的上限，并最終制定了《財政責任法》，將債務的限制與監(jiān)管結合到一個統(tǒng)一的框架中，解決了債務破產的深層原因。

二、地方政府事后監(jiān)管機制設立的核心要素

國外地方政府會基于不同的國情而制定不同的破產監(jiān)管機制，但相同的是都會具有幾個相對核心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是設立地方政府破產監(jiān)管機制的核心。

（一）申請破產程序

地方政府財政困境可以由各種指標來衡量，如財政收支平衡、財政占總支出占比等，而償債能力也可以用地方政府財政赤字以及債務償還占總收入比重大小來衡量是否具有債務償還能力。地方政府可能會因為逃避債務償還或是避免責任而對外宣布破產，因為不論地方政府是否愿意支付債務償還或是確實沒有能力償還，申請破產程序都可以使其解除債務償還權力，致使其債務進行重組或是減免。所以，對于地方政府破產的申請具有嚴格的程序，絕非申請就能獲得通過。美國的破產申請條件是債務人在債務期限到期內由專業(yè)人員對債務進行審核查驗，如果確認債務人實屬無力償還才能申請破產。南非對地方破產的申請則分為“嚴重財政問題”和“持續(xù)性財政債務”兩階段。當地方政府觸及第一階段“嚴重財政問題”時，省一級政府可直接對地方經濟進行干涉。當地方財政涉及第二階段“持續(xù)性財政債務”時，則由國家政府出面進行干涉。[3] 因此，地方政府的破產申請不論是美國、匈牙利還是南非，都具有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其共同點都是要求在法律規(guī)定下符合破產申請條件才能夠申請實施。同時，為了規(guī)避地方政府的惡意申請，法律還規(guī)定了如果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程序中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那么對地方政府破產后的債務不能采取債務減免措施，這就避免了地方政府出于逃避債務而申請地方破產的意圖。

（二）財政調整與債務整頓

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不善往往是其破產的根本原因。如果地方政府在處理財政問題上不能發(fā)現產生危機的原因并且及時解決，那么即使債務通過重組或是減免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地方政府依然會再次陷入另一輪財政困境和債務危機，所以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是解決財政問題并且實現財政恢復的先決條件。美國紐約市1975年的財政危機就是由于政府財政管理不善，導致財政赤字不斷上升最終引起地方政府破產。地方政府債務的可持續(xù)性在地方經濟增長和地方基礎財政收支的影響下，會使得地方財政調整變得相對復雜，加之地方政府的財政調整不同于中央政府，由于地方政府無權自行發(fā)債，這就使地方政府無法通過自行發(fā)放地方債券進行融資來解決債務問題，同時地方財政調整還依賴于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從而導致財政調整的困難，所以只能加大對債務的依賴卻反而使債務增加。另外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對金融市場的借貸，而銀行對地方政府的信貸通常超過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可控范圍，加之還存在預算軟約束和缺乏透明的財政審計制度，進而造成地方債務的不可控性。因此，對地方政府財政進行調整和整頓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變其財政職能而是要幫助地方政府恢復其財政健康，為重新進入金融市場做好準備。

（三）債務重組與減免

對不同國家的破產機制進行分析會發(fā)現，債務重組通常是破產程序的核心。如果地方政府提出破產申請，在獲得申請批準后上級政府首先會將地方債務重組為期限更長的債務工具。例如美國紐約市的債務危機就是通過發(fā)行較長期限的州債券來償還該市到期的短期債務。但是，債務重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因債務壓力而無法運行的一種方式。因此，債務重組還必須具有相配套的財政緊縮或財政調節(jié)政策才能發(fā)揮其效用。而債務減免同樣也是化解地方債務的一種方式，債務重組往往要依據行政程序才能進行而債務減免必須通過司法機制才能實現。因為債務減免要考慮債務違約的外生因素影響，不同的外生因素會對債務的償還和重組造成影響，所以只有司法機制才能確保債務減免的公正和平等。但是，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最為關鍵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能否就債務解決方案達成協(xié)議，假如不能達成協(xié)議那么債務重組或是債務減免就無法起到解決債務危機的作用。美國的市政破產法規(guī)定，在債務調整中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債權方或債務方至少有一方必須接受協(xié)調方案。所以，不論是債務重組還是債務減免都是個復雜的過程，它雖然不能彌補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缺陷，但卻是財政改革制度中必須存在的一部分，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債務危機的問題還必須要配合具體的財政調整和債務整頓才行。

三、國外地方政府事后監(jiān)管機制設計的經驗分析

（一）區(qū)別地方政府破產與公司企業(yè)破產

公司企業(yè)往往在其負債超過其資產或是無力償還到期債務時便會通過變賣資產以償還債務，而地方政府卻不能像公司企業(yè)那樣被清算，除非有另一個實體來承擔其政府職責。因此，區(qū)別二者破產不同的核心就在于公司企業(yè)在破產后能夠自我解散但地方政府卻不行，地方政府的職責決定了地方政府在申請破產后還必須履行其法定的政府職責，繼續(xù)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目前現有的地方政府破產機制都是進行重組，破產重組程序會依法對負債進行調整或是減免，從而允許有活力的實體重新開始。重組后的實體繼續(xù)存在并且仍在政府的管轄內，同時保留部分公共資產確保政府職責的履行。所以，地方政府破產程序的總體目標在于改善債務的財政狀況，對部分負有債務的實體提供保險功能，從而減少公共服務降低帶來的影響，而不是像企業(yè)公司一樣對債務進行清算。

（二）對地方財政實行硬預算約束

破產監(jiān)管機制的建立有助于強化對地方政府財政的硬預算約束，硬預算約束會使地方政府嚴格控制財政收支及資金收益。同時，地方財政硬預算約束還有利于降低中央與地方間的道德風險，當地方政府因財務管理不善陷入財政困境時，中央政府往往會對地方政府提供無償的財政救助，這樣地方政府就會因為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而產生道德依賴行為，從而發(fā)生對債務違約的失責行為。加之缺乏嚴格透明的地方預算機制，軟預算約束的增加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使市場上的實體經濟受挫，這不僅會增加中央政府的潛在負債危機，還會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或有債務。美國對于地方財政的硬預算約束源自1842年，當時包括佛羅里達州在內的11個州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其原因就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存在軟預算約束以及中央政府的無限財政救援政策。這場危機促使美國聯(lián)邦政府對各州政府實行了新的財政限制，包括對財政硬預算約束的限制。因此，破產機制對于強化地方政府的財政硬預算約束以及對完善和設計政府間財政體系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三）制定明確的破產規(guī)則

地方政府事后監(jiān)管機制必須具有明確的破產規(guī)則，其規(guī)則的設定主要基于兩個目標，一是建立具有透明且可預測性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系統(tǒng)，防止道德風險的產生。二是調整或者重組地方政府財務和債務狀況，從而恢復地方政府的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假如缺少明確的破產規(guī)則，那么地方政府對于債務的調整和重組就必須經過與債權人進行談判來確定，但是根據國外政府破產的經驗顯示，談判的過程往往是漫長而且具有不可控性。這種不可控性表現在地方政府為了維持基本公共服務的運行，必須保留大量的公共基礎設施或是服務部門，而債權方則希望最大限度確保償債的履行，兩者利益的不同必然會導致談判協(xié)調的破裂。因此，制定明確的破產規(guī)則首先是要確保地方政府債務會有效地進行調整和重組，不會因為債權方因為鉗制問題而使債務重組失敗。其次是確保地方政府不會因為債務違約而放棄基本的公共服務職能。破產規(guī)則的制定保護了公共服務項目不因地方政府破產而遭受損失，當地方政府提交破產申請時確保公共服務項目不會因資金問題停止其公共服務職責。

（四）明晰債務償還責任

明晰的債務分擔有助于防止道德風險并促使債務人對違約風險負責。原則上對于債務危機的解決應該是合理分擔責任，但實際中往往是中央政府最后承擔所有的債務負擔。國外經濟學家曾提出對于地方政府破產應該實行債務絕對優(yōu)先規(guī)則，因為規(guī)則的制定和實行首先是對權利和義務的保障。假如按照規(guī)則制定的順序來對債務進行償還，并且償還過程中不存在插隊，那么債務償還的成本就不會增加并且債務的償還還在地方財政支付的可控范圍內，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其風險的增加。[4] 但是在現實中，世界各國都不存在債務優(yōu)先償還規(guī)則，其原因在于該規(guī)則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理想狀態(tài)，盡管絕對優(yōu)先權可能會對地方債務的償還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但該規(guī)則的實施會影響新增借貸的融資。因為根據優(yōu)先償還規(guī)則，所有借貸的債務必須按照其先后順序來償還，這就為新增借貸的償還期限產生不可預期的效應，從而無法再融資新增貸款。但是優(yōu)先權并不意味著是一種不能實現的規(guī)則，優(yōu)先權對于債務償還的順序具有明確性，這能加速了債務的理清和重組。并且優(yōu)先償還權還能使得債務方可以提前預見債務借貸償還的期限和預期的損失，從而對債務的借貸起到理想的制約作用。因此，優(yōu)先償還權對明確債務償還責任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優(yōu)先償還權只是作為一種政策的選擇并不能作為一種明晰的規(guī)則來實現對債務的清償。因為地方政府破產后的選擇并不局限于一種規(guī)則，它往往會根據其所涉及的政策和社會價值來選取最適合的方式。所以，制定明晰的償債規(guī)則不僅會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責任還會加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權力及義務。

（五）破產程序方式的選擇

地方破產的程序方式一般分為司法途徑、行政途徑以及混合途徑三種方式。司法途徑是指在地方破產程序中將司法機關作為程序的控制實體，法院在其中作為主體負責，包括制定破產的程序、地方債務違約解決的啟動時間及方式、債務重組賠償的先后順序、區(qū)分公共服務的屬性和判定以及債務如何減免等方式。由于債務的解決和處理相對復雜，在重組中司法途徑有助于緩解因政治壓力帶來的阻擾。但是因為地方政府的債務處理不同于普通的公司或是企業(yè)的債務處理，地方政府債務的處理還需要經過一定的行政審批權，這就使得司法途徑并不能完全獨立于行政程序而自行執(zhí)行，司法途徑對地方政府的財政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限制。匈牙利在破產程序方式的選擇上側重于選擇司法程序，主要是緩解債務重組期間來自政治的壓力，所以基于民利的考慮必須將法律權力放在首位。行政途徑是指由中央政府或上級政府介入到所涉及財政困境的地方政府，暫時對地方政府的財政管理及公共服務運行進行監(jiān)管或是調整。如果說司法途徑是由法院引起，主要針對的是破產，那么行政途徑中的上級政府或中央政府直接干預則是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因財政困境惡化導致破產。巴西在破產方式的選擇上采取的是行政途徑，聯(lián)邦政府在地方政府申請破產后會直接對破產的地方機構實施救援，起到一定緩解后中央政府再直接對地方財政和債務調整采取直接管理和重組等方式來解決?；旌贤緩绞侵覆捎盟痉ㄍ緩脚c行政途徑相結合的方式來解決危機，這種方式的優(yōu)點在于既存在行政干預又確保有司法監(jiān)督。美國一般選擇采用這種相結合的方式，美國《地方破產法》是專門針對各州政府下屬的各級機構債務重組而專門設立的，其中包括建立防止地方政府陷入財政困境的債務預警體系和事后干預恢復債務償債體系。[5]這樣當美國各州地方政府出現債務問題后既可以通過行政途徑進行干預還有專門的法律體系保障，有助于地方財政困境和債務調整的解決。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第3篇

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雙倍增”目標將載入史冊。人們應該都知道：經濟增長倍增易，居民收入倍增難。以2010年為起點，2011年增長9.2%，2012年估計在8%以上，余下8年若按照十年倍增的目標計算，年平均增長約為7%。顯然這并非是很難實現的目標。

但是，過去20年的中國經濟是“一機兩翼”，超額貨幣驅動政府投資像一架飛機，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主引擎，消費+出口是“兩翼”。這種經濟增長模式高度依賴于貨幣量的增長，若把廣義貨幣量（M-2）的增長速度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對比一下，過去20年間，貨幣量增長速度在大部分年份高于經濟增長速度的50%。超額貨幣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面臨通貨膨脹的挑戰(zhàn)，但城市化的進程創(chuàng)造了一個吸納超額貨幣的虛擬經濟市場，從而使大量超額貨幣被消化在資產溢價（或資產泡沫）之中，所以我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經濟學概念：貨幣化的虛擬財富。

過去20年，城里人多數都能夠感受到虛擬財富的存在，卻并非每一個人都能均等分享，因為虛擬財富的主流是風險財富，而人的天性是厭惡風險的。因此在虛擬財富升騰的過程中，財富幾乎必然兩極分化，這就是當年亞當斯密的困惑：財富增長若不能為社會的多數人分享，這就是一個不道德的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與分享是一個永恒的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雙倍增”的目標，我們可以說，經濟增長的倍增目標主要是財富創(chuàng)造，居民收入的倍增目標主要是財富分享。但如果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大幅度低于貨幣量的增長，絕大多數人會面對“增長中的貧困”。在虛擬財富的增長占主導的經濟體中，衡量財富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絕對財富，一個是相對財富，絕大多數人會在絕對財富增長之時相對財富比例下降。換句話說，國民財富的“餅”越大，多數人能分到的“餅”會越小，這就是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另一面。如果未來8年的廣義貨幣量以年平均13～15%的速度增長，居民收入翻番輕而易舉，但從相對財富的角度看，多數人的財富份額依然會下降。所以說，收入翻番易，財富分享難。

人們自然會說，能不能少發(fā)貨幣呢？當然可以，而且易如反掌，但卻要承受低增長和高失業(yè)的代價。一旦超額貨幣+政府投資的經濟增長引擎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必然隨之放緩。此外，一國貨幣政策的選擇也不是孤立的，總要受其他國家貨幣政策基調的影響，這就是全球化的政策博弈。特別是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元與黃金脫鉤讓全球經濟之舟駛入了信用貨幣的海洋，從此紙幣和債券如脫韁的野馬一樣奔騰起伏。歐美國家還有一個“老祖父法則”來約束政府貨幣發(fā)行量的增長，而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沒有“老祖父”，幾乎是一致選擇了超額貨幣驅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導向。

美國政府在金融海嘯時期推出了QE1，又推出了QE2，現在又推出了敞口的QE3。面對即將到來的“財政斷崖”，美國政府將如何應對呢？答案很簡單：發(fā)紙幣發(fā)債券。歐洲債務危機也是成敗蕭何，危機之源是發(fā)債過多，而化解危機之道卻是發(fā)新債換舊債。2011年，亞太地區(qū)62個經濟體的貨幣量增速約為14%，2009年是由于中國貨幣量增長了27.59%，導致亞太地區(qū)的貨幣量增長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17%。可想而知，如果周邊國家和地區(qū)都以13%～14%的速度發(fā)行貨幣，中國政府能例外嗎？經濟問題永遠沒有完美的解決辦法，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熱衷于“頂層設計”的經濟學家們應記住季羨林老先生臨終前留下的一句話：“我一生追求完美，現在終于明白了，不完美才是人生”。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第4篇

在今年4月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上，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到了當前世界經濟中存在著三個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一是緩慢的經濟增長；二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財政整頓，而財政整頓又被認為可能阻礙增長；三是本應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幫助恢復經濟增長的銀行業(yè)正面臨困境，因而缺乏向經濟提供信貸擴張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基金組織提出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但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這一說法和2011年8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期間美國政府的表態(tài)十分類似。但歐洲方面卻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立刻采取整頓措施，否則將無法取信于市場。有這樣一個笑話：兩個正在減肥的人進了一家快餐館，A只點了沙拉和水，B卻點了雙份的巨無霸漢堡、可樂和薯條。A對B的做法十分好奇，問道：“你不是正在減肥嗎？”B卻回答道：“沒關系，不是從今天開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減肥計劃！”意思是，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整頓，有誰會相信所謂中期整頓計劃是可信的？

一些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家們認為，存在一種政策組合可以解決這種矛盾，即在實施財政整頓的同時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可以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將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這里的一個問題是，銀行的行為可能會背離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這是因為銀行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為此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xié)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jiān)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加劇了收緊。監(jiān)管政策應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qū)的跨國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嚴重的不活躍。

二、金融部門行為及應對激勵

在這種惡性循環(huán)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這種情況讓我們想到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中國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現象。人民銀行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回顧，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引入對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傳統(tǒng)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的行為。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yè)、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部分原因是人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yè)和居民部門。但是，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fā)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響應，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就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

當我們談到中央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激勵和負向激勵時，也應該思考央行和其他監(jiān)管當局是否有激勵機制來引導商業(yè)銀行。事實上，我們比較缺乏這種激勵機制。那么我們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國的大型銀行面臨重組，正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并尋求更多資本，有可能影響其積極發(fā)揮資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銀行還過于擔憂自身的資產質量。那時人們認識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勵銀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時也能將資金貸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通過剝離部分銀行不良資產來幫助銀行減少這種擔憂，剝離比大量提供流動性更為有效，正如中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所做的那樣。從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夠把銀行的行為納入到宏觀經濟模型中，就可能有辦法更好地促進銀行體系的逆周期響應，激勵銀行更好地放貸。

如果我們分析銀行的行為，會發(fā)現監(jiān)管當局可以對銀行進行激勵。當需要加強這種調節(jié)時，監(jiān)管者有時甚至可以直接約談銀行。但這里也存在一種不對稱的現象，這種做法在收緊監(jiān)管政策時頗為有用，但是在推動銀行放貸時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lián)儲召集一些大銀行家開會，試圖動員他們積極參與應對，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機期間銀行有兩方面表現，一是規(guī)避風險，二是囤積現金。而之所以會囤積現金，是與零利率政策導致持有現金的成本過低有關。

中國近些年出現過兩次關于是否降息并走向零利率的討論。第一次是在2000～2001年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另一次是在2009年初，也就是危機剛剛爆發(fā)之后，那時不少國家將利率降至零，而中國的利率約從4%左右經過幾次調降，在2008年末達到2%左右。當時有人提出要跟從發(fā)達國家也搞零利率政策，大家對此進行了討論。當時，我們還不能確定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是否存在，但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區(qū)域，如果銀行體系變得消極可能會出問題。最終，中國將利率保持在2%左右。當時還需要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就選擇了量化擴張?，F在來評論這個抉擇是否恰當還為時過早，但這可以說明在決策過程中似應考慮銀行業(yè)的行為。

一個相關的話題是零下界利率區(qū)間。有不少論文從貨幣政策和泰勒規(guī)則的角度討論了零下界利率問題。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從銀行行為來說，如果負債方的成本為零，那么它的行為會出現改變，會傾向于囤積現金。關于這個問題，人們進行了一些研究，2011年7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16屆全球大會上，我也談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在利率降至零后再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而是在利率降至1%～2%時就采取量化寬松政策，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三、是否救助與如何救助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危機救助的方式問題。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果央行確實不得不參與救助的話，就存在如何救助的問題，以及什么是優(yōu)化的選擇問題。剛才說到，過早地將利率降到零附近可能不是一種較優(yōu)的選擇，這涉及到泰勒規(guī)則的適用區(qū)間和如何處置零下界區(qū)間的議題。另一個選擇是央行實施大規(guī)模的數量寬松政策。初衷有可能是為了緩解危機和救助有問題的金融機構，但現行法規(guī)往往不支持央行直接參與救助。這樣，經權衡，央行在權限范圍內可做的事是普遍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

打個比方，這有點類似于局部農田干旱缺水，央行管著水庫大壩，央行想挖幾個渠來放水，使之流向特定的干旱農田，但法規(guī)說這不是央行的工作，則央行可做的只能是放開閘門大水漫灌，相信一部分水會達到需要的農田。但問題一是資源有所浪費（如未來有通脹）；二是可能出現副作用（如新興市場遭到過量資本流入）；三是不確定需水之處能得到多少，公眾是否滿意。人們希望有“定向供水”或“滴灌”的能力，但過去制定法規(guī)和確定央行職能時未預見到此，當前就只能搞“大水漫灌”了。

對于這個問題，可能不必這么教條。似乎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guī)定嚴格禁止中央銀行在這些領域有所作為，問題的關鍵是涉及人們對央行目標與職能的法律精神的理解，可能更多地是一個如何解釋有關條文的問題。在特殊情況下需要第一時間予以應對、解決問題，至于是否有足夠的依據或授權，可之后再找解釋。中國的金融機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出現過大面積的資不抵債，當時也曾說央行不可能有所為，但真到形勢危急、迫不得已的時候，要有作為還是可以找到解釋余地的。實踐中我們就是“定向注水”，由中央銀行通過匯金公司持有金融機構股權，想辦法將其救活了，之后再考慮退出。

總之，中央銀行在應對危機時可設法尋找一些靈活性，找一些活動空間，而不是過于自我約束。從近來的實踐看，歐洲中央銀行（ECB）也在不得已情況下向希臘放了些水，而且還安排了債券購買計劃（SMP）的手段。當然，對此還有爭議，ECB也做了大規(guī)模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TRO）。

四、債務約束及應對激勵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債務。是否需要一個激勵機制，來更好地控制政府債務呢？許多國家認識到必須進行財政整頓，但部分公眾卻存在抵觸情緒，存在意見沖突。那么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足夠好的激勵機制，既讓政府能夠順利進行財政整頓，又能給公眾明確信號，使他們認識到本國必須遵守財政紀律？

首先要看到，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債務占GDP比率，同時這些經濟體的內債和外債所占比例也都有所不同。例如，日本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債務都是本國居民購買，而希臘等國的籌資渠道則較多依靠外國投資者。這些國家所面臨的難題是不同的。如果債務以本國債務為主，雖然問題嚴重，但隔代的收入分配基本限于國內公眾，有助于國內的理性討論，也不會給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太大風險。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考慮一個運作機制，讓政府債務基本集中于國內？看來是可能的。作為對這種機制的補充，如果負債的政府確實需要在國際上籌資，可向國際組織借款，如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做有很多好處。第一，有助于形成定價機制。如果某國在國際上借款，但卻無法提供足夠的還款保證，而外國投資人也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那么定價就可能出現問題。如果政府將絕大部分國債賣給國內投資者，這些投資者就會仔細權衡國債對他們微觀經濟情況的影響。第二，有助于在國內形成共識機制。如果債務主要由國內公眾持有，他們之間更容易形成共識。現在歐洲的情況是，一方面政府實施財政整頓政策，另一方面公眾卻走上大街示威抗議。第三，外國投資者很難對別國政府的政策予以制約，這不僅是因為信息不足，也是因為外國投資者缺乏權力和渠道。國際組織在這方面會好很多，如作為補充性投資者可以有所作為。但現階段國際組織進入可能為時偏晚，應在最初就考慮這一機制問題。

國外投資者則可以先向國際組織（如IMF）投資，再通過國際組織間接投資于國家國債。這里也可以建立一個共同融資機制，即一部分投資通過國際組織進行，而另一部分可以作為捆綁投資。關鍵是國際組織具備影響國行為的能力，有能力為國設立借債條款。建立這樣的機制對有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也有好處，一方面它們可以更安全地投資海外，另一方面能降低外匯儲備積累的積極性，更好地平衡國內經濟。

從上述分析可以發(fā)現，外部債務存在很多道德風險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就已經出現這些問題，比如一些東南亞國家過度依賴外債，且存在貨幣錯配等問題。從國際角度看，發(fā)生過很多次債務危機，比如拉丁美洲危機。將債務主要限于國內市場是否是一種可行的方式？第一，技術上過去難以做到的，當今的IT能力已可辦到，這也包括歐元區(qū)。第二，如國內儲蓄率不能滿足，則國內家庭和私人部門會向國外借，外國銀行就會要求提供一定的抵押品，亦可通過該國銀行要求本國居民或私人部門提供抵押品。這樣本國居民需要自己花錢或用資產抵押來借錢購買本國國債，那么就會產生一種激勵機制去限制政府債務過度增長。

對于歐元區(qū)來說，由于采用單一貨幣，較難區(qū)分國內和國際債權人的身份，但可以做出技術上的解決方案。中國也存在相類似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如果發(fā)債主體為省、市政府，而市場為全國性市場，也會出現舉債缺乏制約、道德風險、定價機制失效等問題。因此，如果中國今后能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債務體系，地方債應主要出售給當地居民，當地居民會基于自身的養(yǎng)老金、福利等問題來考慮是否購買，這樣就構成了對地方政府債務的制約。

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第5篇

【正文】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fā)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zhàn)”后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xù)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fā)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fā)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yè)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fā)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zhàn)略：增加制造業(yè)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F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fā)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wěn)特別是威脅欠發(fā)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yè)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靶畔r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chuàng)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guī)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薄?/p>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xù)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fā)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yè)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yè)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fā)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yè)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yè)持續(xù)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yè)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fā)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jié)性產業(yè)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yè)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fā)生的經濟活動發(fā)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y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chuàng)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fā)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wěn)定。主要和“二戰(zhàn)”開支聯(lián)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yè)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xù)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yè)的重大領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xié)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guī)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chuàng)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yè)。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p>

美國公司包括金融機構債務的大規(guī)模擴大顯然是和這種廣泛而日益增長的投機活動相關聯(lián)的。安然只是這種情形的一個放大的例子。結果是，如果作為基礎的經濟變衰，或推遲結算日子到來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沒有經常地引進，那么金融結構就越來越搖搖欲墜，越來越易于釀成災難。

無人知曉這將導向哪種結果。最好的情形是，債務堆積和債務結構日益增加的不穩(wěn)定性將限制經濟從周期性的下滑中擺脫出來。最壞的情形是，一個嚴重的金融崩潰可能進一步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生產能力過剩和金融不穩(wěn)定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環(huán)境中幾乎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督洕鷮W家》雜志2001年8月25日載文說，“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個世紀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這次衰退面更廣。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國經濟下降，但是日本、德國和新興的東亞繼續(xù)繁榮，從而緩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這次衰退還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多國家同步發(fā)生的衰退。這中間有很大的風險。近些年，通過貿易和投資，經濟越來越連為一體……由于美國和日本投資崩潰，這些國家大幅削減從東亞的進口。但是東亞國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導致它們相應地削減不僅從美日而且從歐洲的進口。一個更長時期的美國（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p>

處于體系邊緣的窮國在世界經濟的普遍危機中受到的傷害將最嚴重。如前所示，不發(fā)達國家在過去20多年中人均經濟增長率停滯了（除極少幾個例外），這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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