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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底線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本人從事大學教育已有六余年，深深懂得教書以外育人的重要性，常常會告訴學生“做事之前要學會做人”，這句話說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真的很難，因為做人是一門深奧的學問。我們說做人要做積極、樂觀、向上的人，這是一定被鼓勵的，但是如果做一個消極、悲觀、倒退的人，不被鼓勵甚至受到批評也是一定的。那么消極到什么狀態(tài)、悲觀到什么程度、倒退到什么地步，就不是被鼓勵和受到批評的問題了呢？我們說嚴重到突破一定的底線就一定是不可取的，這個底線我們稱之為做人的底線。做人的底線可以有兩個層次，一是做人的基本底線，二是做人的一般底線。我們定義做人的基本底線就是法律底線，而做人的一般底線是指道德底線。做人的基本底線告訴我們，一個人不管位高權重，還是萬貫纏身，只要觸犯法律這條底線，都將一世英名毀于一旦。做人的基本底線一定要堅守，一旦突破，結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做人的一般底線即道德底線往往容易被我們所忽視，因為人有時候在接近道德底線或有所打破時也不會受到明顯的懲罰，但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呢，有時候徘徊于道德底線太久而最終滑向法律深淵的也比比皆是。一個人在法律面前不管是明知故犯還是無知就犯，一旦觸碰到這條做人的基本底線，都將為時已晚，所以我們堅守道德的這條一般底線在生活中其實更重要，要學會防微杜漸。

做人的一般底線即道德底線常以善惡為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tǒng)習慣來約束人的行為，從而規(guī)范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行動。那么做人的道德底線到底是什么呢？我們說道德底線的衡量往往也是對人的內心世界精神力量總和（包括價值觀、信念、態(tài)度、興趣、理想等）的衡量，一個人精神力量總和中只要出現關于任何“假、惡、丑”的現象影響著行為，其劃破道德底線指日可待，更為嚴重者將突破道德底線而走向犯罪。比如，在社會中我們經常會發(fā)現，有人對情字的褻瀆、對感情的不忠貞、對金錢不勞而獲的想法、對壓力不正確的逃避、對行業(yè)暴利的不可抗拒等，這些不健康精神力量形成的心魔吞噬著人的靈魂，使人逐漸滑向道德的邊緣，不知不覺就可能涉“黃”、涉“賭”、涉“毒”，而在我國“黃、賭、毒”是法律嚴令禁止的活動，是政府主要打擊的對象。我們還會發(fā)現，這些人中有的已經覺察到或者明明知道觸犯法律，但他（她）們依然不知悔改也不回頭，這又是為什么呢？因為他（她）們偏離道德底線太遠，已經迷失正確道路的方向，精神力量的侵蝕往往無外在藥物可救。心魔還需自己除，解鈴還須系鈴人。真正懂得悔改和回頭的人一定是從內心深入反省自己，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有足夠的信念抵御當初的誘惑，不斷給予自己正能量。

因此，在我們的生活里應該謹記法律與道德這個做人的底線，要懂法不知法犯法，要有一顆“真、善、美”的心，這樣我們生活才會越來越美好，社會越來越和諧。

道德底線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民盟、民進聯組會上，用簡明樸素的語言概述了社會主義榮辱觀的基本要求，提出“八榮八恥”的道德規(guī)范，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實踐意義。

首先“八榮八恥”劃清了是非善惡、曲直美丑的界限。是非善惡、曲直美丑本是一個文明社會基本的價值標尺，具有確切的道德內涵。不知何時起，這個界限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了，“標尺”已無法代表確定的意義?！稙t灑走一回》歌中，有這樣一段歌詞“留一半清醒，[:請記住我站域名/]留一半醉，至少夢里還在追隨”，也許作詞者未必賦予其明確的意義，但它確典型地反映了現實社會人的某種心態(tài)：道德榮辱的相對，是非底線的模糊，道德實踐的猶豫。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和心態(tài)與我國正處在社會急劇變遷和轉型的重要歷史時期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系。因為多樣化的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形式，必然產生多樣化的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及其相互之間的矛盾與激蕩，必然在形式上“消解”傳統(tǒng)社會價值一元性、道德絕對性的尺度。換言之，價值多元化已成為了這個時期最鮮明的特征。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承認多樣性、承認多元化是否就意味著可以放棄原則，混淆是非？我們已到了不得不認真思考的時候了。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總書記的概括固然是高屋建瓴，但“八榮八恥”的內涵應該說都是常識，而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問題恰恰就出在“常識”上。可見，總書記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的問題，反映了極其緊迫性和重要性。一個社會如果放棄了是非的基本原則，沒有了是非標尺，就是墮落的開始；一種社會生活如果失去基本的道德信念，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精神價值和靈魂，這種生活是低級而危險的。

其次，“八榮八恥”揭示了傳統(tǒng)文明的當代價值。在中國豐厚的道德傳統(tǒng)中，禮儀廉恥，四維八德乃為重要的內容。雖然傳統(tǒng)道德有其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但傳統(tǒng)榮辱觀的基本要旨卻蘊涵著深刻的歷史超越性。一是“知恥”與“榮辱”是人之要義。古賢看來，惡皆生于，乃人之大患，知恥是人的基本德性和人格，即榮辱問題是道德底線的問題，是人與非人的界限問題，所以也是不能含糊的文明標尺。取消了這個界限，人與動物也就沒有了區(qū)分的意義。二是人只有知恥才能自覺地趨榮避辱，為善去惡，有所不為。有學者認為，榮是對善的感受，恥是對惡的感受，換言之，榮是對善的肯定性感受，恥是對惡的否定性感受。前者代表著道德理想的追求，后者代表著道德底線的把握。因此，羞恥心乃是一道極為重要的道德堤防，一旦決口，人將無所不為，無惡不作。厚顏，必膽大妄為?？梢哉f“知恥”是榮辱觀的心理底線，學界甚至認為與西方“罪感文化”相比，中國是一種“恥感文化”。前者出于原罪的壓力，由外向內求解；后者出于內心羞恥的壓力，由內向外求恕。因而具有更高的自律性和自覺性，更能揭示道德這種人類把握世界尺度的本質。三是榮辱乃為道義的尺度。古賢認為，凡人皆“好榮惡辱”，而榮辱之分不在地位的高低，財富之多寡，而在是否合乎道義。“由義為榮，背義為辱”，人生應當明于榮辱之分，行當榮之事，拒為辱之行。顯然，以“八榮八恥”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正是對全體公民的要求，給中華民族的“恥感文化”賦予了時代的意義，體現了深刻的實踐理性精神。

最后，總書記強調尤其要重視青少年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我以為，這并不是說青少年才需要榮辱觀教育，而是教育必須要從小、從青少年抓起，這才是符合教育規(guī)律的。從教育的角度，我們應當重視三個問題：一是領導集團、成年人集團是青少年道德成長的示范集團，因為道德問題是價值判斷的問題，道德信念的確立不僅要教人以“知”，更要使人以“信”，青少年信不信我們教的一套“知”的理論，很重要的是示范集團給他們以什么樣的示范。二是要重視實踐的價值。榮辱觀教育能不能真正地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成為青少年道德品質的基本要求，需要理論上更充分的挖掘，但實踐的意義在當代可能更顯為重要。有學者指出，一個社會如果在道德上說的是一套，行的是另一套，那么這個社會就必然產生道德危機。三是要在了解青少年成長生活的基礎上，遵循教育的規(guī)律，通過豐富多彩的途徑，潛移默化的方式，培養(yǎng)青少年的道德感、榮辱觀。要把各種活動賦予教育的意義，不要把教育變成簡單的活動，甚至是“政績”的形式。

我們今天的教育是怎樣的，我們明天就會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里。和諧社會必須有榮辱底線，幸福生活必然是有道德的生活。

道德底線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隨著3月5日“學雷鋒日”的到來，近日，各大報刊在突出版面，大篇幅推出了學習雷鋒的專欄，或通訊、或消息、或圖片、或評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對雷鋒精神的時代意義進行著全方位的解讀與闡釋。雷鋒是一位普通的戰(zhàn)士，這個離開我們已經50年的“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國士兵”，何以在今天還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甚至于思維方式產生著影響？

在今天這個紛繁復雜的社會中，談起雷鋒精神，有的人會覺得有些可笑，甚至會認為，那樣的人或行為都有點“傻”。與其說是雷鋒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不如說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需要雷鋒，來得更為貼切。去年佛山“小悅悅”事件，使人們意識到了在這個飛速發(fā)展的經濟時代道德力量、精神力量的重要性，集體榮譽、社會責任、價值追求、良知底線等，一時間成了全社會深情呼喚的精神品質訴求。近些年，發(fā)生的諸如老人跌倒路旁無人問、路遇不平不敢相助、朋友間互相欺騙，夫妻間反目成仇等等，有悖傳統(tǒng)道德約束的現象或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觸及著人們的道德底線與良知防線。

雷鋒離開人們已經50年了，50年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地變化，居住環(huán)境好了，物質水平提高了，生活選擇日趨多元化，與此同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也發(fā)生著急劇的變化，而社會公眾的精神品位、道德水準、責任意識卻出現了滑坡與缺失，這種變化十分令人擔憂，使人不禁要問，雷鋒精神真的過時了？雷鋒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看似很宏大的主題，而其延伸的內涵卻十分豐富。當別人有難處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如公交車上讓座、斑馬線上扶老人過街；生活中勤儉節(jié)約，不鋪張浪費；工作中，敬業(yè)愛崗，團結奮進，同事間和睦相處，要有責任感，有愛心，這些點點滴滴的瑣碎之事其實質都是雷鋒精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具體體現。

從社會發(fā)展角度來看，一個社會的道德境界的高低優(yōu)劣，往往決定著這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而社會文明也不斷推動著經濟的發(fā)展與提升，毋庸諱言，在當下社會中暴露出的價值危機和道德焦慮，都與那種只注重物質，輕視內在道德的發(fā)展有著無法回避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社會越發(fā)展，越是需要雷鋒精神的指引，這就好比是一盞明燈，始終懸掛在道德的塔尖之上，始終屹立在人們內心深處，散發(fā)著光芒，給人以溫暖的呵護和前進的力量。

雷鋒是一個時代的旗幟，而雷鋒精神是我們民族發(fā)展的寶貴精神財富，在促進社會文明發(fā)展的征途上，在人們不斷追尋自我理想的道路上，雷鋒精神所給予我們的，不只是現在，還有美好的未來。

道德底線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重要原則之一的自治原則，是公司章程中最重要的上位概念。單純從公司治理理論或公司治理實際操作層面都不能完全使之得到詮釋。所以，正確、全面地理解公司章程中的自治

原則，更有助于對公司治理的深層認識與了解。

關鍵詞：公司章程、自治原則

一、公司社會責任與股東利益至上之爭

近代公司法的基本制度是圍繞股東為中心而設計的，這一時期的公司法理念為資本單邊決定。在這理念下，堅持股東利益至上，雖然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監(jiān)督權的分離，

但股東仍然是公司的決策核心和公司命運走向的主宰。到了現代，公司法理念被資本多邊決定而代替，公司不僅僅只是創(chuàng)造利潤的工具。公司決策主體的考慮逐漸多元化，職工參

與、獨立董事制度也引入公司法制度。公司法理念的轉變要求公司法對利益相關者利益加以保護，或者說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發(fā)展，要求公司法作出相應的修改，使利益相關者利益

有所體現，使公司承擔起社會責任。從民法角度理解，平等主體間的商業(yè)經營活動僅在合法合規(guī)守道德的層面即可，并未明確規(guī)定應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而從經濟法角度理解，經

濟主體的行為結果應遵循社會本位，惠及利益相關者，遵從政府調控的指導，同樣是抽象的承擔社會責任。因此介乎呼吁與宣言式的條款并不能完全使公司社會責任得以發(fā)展。

二、道德和法律層面的社會責任

根據邊際效用的理論，私主體在滿足個體需求的時候還需滿足社會整體的需求，而這一尺度的衡量便是介于道德和法律的標準。從歷史淵源看，法律應該是行為的底線，而道

德因無強制力的保護而應處于較高的層次。既然公司的社會責任已經被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演進所認可，那么也應同時受到法律和道德的規(guī)范毋庸置疑。但法律不能要求企業(yè)承擔法律

之外的責任，那么道德責任該如何理解，或者說道德責任是否存在？從宏觀方面講，企業(yè)的經濟目標是追求利潤，受著私法意思自治的保護，外部社會不得干涉其運行。但當企業(yè)

形成規(guī)模經濟，其占用的資源就從物質資料越來越多地向社會資源滲透，如果此時依然將追求利潤作為單一目標，忽視經濟體自身擁有越來越大的權力和無形資產必然難以“千秋

萬代”。因此，企業(yè)要放眼長遠，尋求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道路必然與法律與時代特點相結合。雖然從逐利點來說，企業(yè)目標與法律目標并不一致，但從長遠發(fā)展看企業(yè)必須作出妥協。

從形式上講，企業(yè)需要承擔保證產品質量、納稅、保護跟創(chuàng)新知識產權、保護股東和債權人利益的責任、保護環(huán)境和節(jié)約資源等責任。

從微觀角度看，企業(yè)自身的管理從家族傳承到信托經理人制度的變革，因此現代公司治理主要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公司股東與管理層共同掌控公司的命運，因此公司

的社會責任的承擔者應是公司管理層，公司股東身份更多是經濟性而非決策性。公司的管理層基于信托關系來管理公司發(fā)展，因此他們更為理智，目光更為長遠，目標更為遠大。

公司法在應對公司社會責任履行方面經歷了一個變遷的過程，這可以從美國此領域判例法的演進窺見一斑。大多數20世紀初及之前的案例采用了Dodge v．Ford Motor Co．一案中

的觀念，當公司捐贈予慈善事業(yè)或者為雇員利益進行一些花費時，法院經常將這些行為認定為超出公司權力范圍的行為，或稱越權行為；20世紀上半葉的判例法一般認為如果該種

利用很可能會給公司帶來直接的利潤，即使得捐贈后的公司剩余財產價值增加，那么該行為不被認為是越權行為；20世紀后半葉至今越權原則更進一步趨向衰敗，有效之判例已經

放棄“直接利潤”標準，允許將公司資源用于公共福利和人道的、教育的或慈善的目的，而不再要求證明其能帶來直接的利潤。因為法院認為該行為所維持的良好的社會體系有利

于實現公司的長遠目的，促進公司利潤最大化，只是需要遵循“合理性”的限制。雖然判例沒有明確指出如何界定此種“合理性”，但是權威觀點認為：極為重要的考慮因素應包

括該種花費和資產的慣常標準以及這種對公司資源的利用與公司本身業(yè)務的連接強度。具體來說，要求考慮捐贈數額與公司資金狀況相比應當是一個合理數額，且應與公司的事業(yè)

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關聯，不能太“遙遠和離奇”，以致引發(fā)相關股東的敵對。

三、折中主義的公司社會責任

從公司法的角度來看，公司的社會責任可以被宣言式的規(guī)定但不能完全涵蓋其全部內涵及外延。法律尤其是制定法，本身就可能存在滯后和漏洞，在面對與時俱進的公司進化

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不足與缺失。那么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公司社會責任的企業(yè)目標定位。大多數公司的目標一般性的選擇規(guī)模經濟發(fā)展或者強化國際競爭力，所以僅包裝性地承擔

例如公益性、慈善事業(yè)等社會責任。另外，對于職工的地位，在學者看來，新《公司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該條規(guī)定，“為了規(guī)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

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制定本法?！蓖ㄟ^該條規(guī)定，可以看出，《公司法》把公司、股東和債權人是放在一個層次加以重點保護的。職

工是公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哪怕是在資本權力主導型的現代企業(yè)制度下，職工以及人力資源的重要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可是，我國新《公司法》并沒有在立法目的部分將職

工包含進去，而是將公司外的債權人明確納入公司法調整的主體范圍，對此，只能說，職工在我國公司法中只是一個利益相關者的身份。雖然有些問題還有待解決，但基本的思路

已然明朗。從折中主義的視角出發(fā)，側重于整體的利益或側重以社會本位出發(fā)，法律保護的是法律行為底線下的正義與公平，公司要與之協調，或并非自愿，但從長遠來看是相得

益彰的。而在整體背景之下，是高度自治的內部環(huán)境，公司的治理最大程度地自律和自治。作為理性的主體，公司的各種因素必將作為公司發(fā)展因素來考量，因此可以看出，雖然

公司社會責任在法律與道德層面有些糾纏，但終究是外部性與自發(fā)性的角度不同罷了。

總而言之，折中主義的公司社會責任，是需要法律來規(guī)定公司的行為底線的，并且極盡詳細的責任范圍有助于公司多方面的考慮，但僅限于指導性，不能是強制性的規(guī)范。從

道德底線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關鍵詞]道德；法；自然法；法的精神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3）07 — 0084 — 02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問題。法律源初道德，二者作為社會規(guī)范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共同致力于社會秩序的維護。

1 法的起源

孟德斯鳩認為，人最初是極其怯懦的，什么都會使人類感到害怕以致逃跑。在這種狀態(tài)之下，每個人都有著濃重的自卑感，生存是其第一需要。為了生存，人類期待進入社會生活，因為一旦進入到社會群體中，軟弱的人就能感覺到安全和力量，正如馬克思曾言，“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存在的動物”?！?〕但是，就人而言，獨立行動是其本性，一旦他們失掉自身軟弱的感覺，就期望著相對獨立和自由的生活。不僅如此，他們對需要的渴望還會促使其將社會的主要利益掠奪來自己享受，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行為一些有可能利己損人的事情，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就需要一些類似公德等社會規(guī)范來約束人類，將之容納在社會這個群體中，并使社會這個機器有效運轉。摩萊里也認為，在單獨一個人軟弱無力、嬌柔敏感的情形下，對恐懼的克服和需要的滿足，必然會增強他們相互間的這種道德引力。

孟德斯鳩〔2〕還認為，自然法在所有這些規(guī)律之先存在著，是單純淵源于我們生命的本質，是人類在自然狀態(tài)所接受并遵循的一種規(guī)律，雖然，這其中滲透著唯心主義色彩，但還是有許多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人，既是“物理的存在物”更是“社會的存在物”，“受到千百種的的支配。這樣的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把他的創(chuàng)造者忘掉；上帝通過宗教的規(guī)律讓他記起上帝來。這樣的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通過道德的規(guī)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為了進一步地約束人類，將人們參差不齊的觀念和行為約定在一個社會規(guī)定的底線內，就好像把人納入到了一個既定的圓圈內，而人則必須在圓圈內活動才有其相對的自由一樣，“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3〕”，法律產生了?？梢?，最初的人是通過“道德的規(guī)律勸告”約束人類；然而，道德作用的發(fā)揮依賴行為主體的內心信念、道德觀念和良知，不具有強制性，不能有效地制止違反道德的行為。為此，社會機器出于整個社會秩序和諧的需要，將道德理念強制性地灌輸到法律中，規(guī)范個體行為的最低底線，法律從原初的基本道德〔4〕當中衍生出來了。正如博登海默所說的那樣，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由此可見，法律最開始是作為具有強制力的道德形態(tài)來約束人類，維護社會秩序；道德是法的原初。

2 法的靈魂

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中，上層建筑不斷地修訂自身以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道德和原始的法律在制約社會時，逐漸演繹成為社會的風俗習慣〔5〕，滲透到人類的意識里，有效地運轉著社會機器，人們愈發(fā)感到在維護社會秩序時道德的軟弱性和法律的有效性。當原始社會的酋長制過渡到奴隸社會的完全的階級對立時，人類的不平等表現得更加巨大，被統(tǒng)治階級的人格遭到肆意的踐踏。人數眾多的奴隸處于社會的最低層，受到社會各方面的奴役，他們絲毫不能感受到政治的寬和與民事的自由；他們看見社會的幸福，而自己卻不是這個社會的一員；他們看見奴隸主的心靈有可能提高發(fā)展，而自己的心靈卻不斷地遭受壓抑，沒有一種情況可以像這樣更使人感到和牲畜所處的狀態(tài)相近似了。他們一無所有而無所畏懼，自然就是社會的敵人。統(tǒng)治階級深切地感受到這種包圍自己的不安和政權的不穩(wěn)。法的制定實施可以幫助他們將自己的意志灌輸到社會中，經由國家機器，鎮(zhèn)壓和管制不安的奴隸；經由法，統(tǒng)治者站在國家的立場上進行統(tǒng)治階級的道德宣示，確認他們提倡的道德準則，維護他們需要的道德原則；經由法，統(tǒng)治者將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滲透到人類普遍的精神世界中，每個人關于是非善惡的價值觀念開始被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同化或部分同化。

社會在一天天成長，國家已在不知不覺中壯大，法也“從自發(fā)的、不加規(guī)定的集團條例到習慣法再到道道地地的法律”〔6〕日臻成熟。法越來越紛繁玄妙，開始以獨立的人格呈現世人，以致于奧斯丁〔7〕能夠提出“‘法律’一詞或所謂嚴格意義上的法律，是命令”的觀念，將法律與道德進行嚴格的區(qū)分。但實質上，道德作為法的原初，由始至終地伴隨著法律的成長。雖然，法律的成長使其開始脫離道德相對獨立，但在其本源、內容、原則等方方面面無不體現著道德的因素。時至今日的法律在強調正義的精神時正是貫穿了古往今來的道德基線，雖然道德這個基線伴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不斷變化發(fā)展，但法律也與之在不停地上升、深化。道德是人們關于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guī)范的總和；而法之所以為法的表征和得以實現的動力正是道德的基線“正義”?，F代的強制理論把社會存續(xù)本身當作目的，道德是社會的重要粘合劑，一旦公共的道德瓦解，社會將因此崩潰，因此，一個社會的存續(xù)必然需要法律對于道德的強制。〔8〕內在的道德要求，出于社會秩序和諧的需要上升為外化的法律，直接指向人的行為和對行為的干預，“內心的應當”上升為“外在的必須”。道德是法律的內容、實質；法律是道德的凝固、外化。不僅如此，法律的制訂者將自己精神世界里的“應當”和“不應當”滲透于立法時，客觀的法制法規(guī)也注入了主觀的情感因素和道德理念，而變得不在那么客觀，法律不再是純粹的技術、抽象的法規(guī)，其立法司法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滲透著道德作用的痕跡，也就不再是奧斯丁所認為的那樣純粹的、沒有什么雜質的法。

道德與法律相映射。個體的道德境界越高，社會的精神風貌越好，法律要求的底線也就相應地與之抬升，道德成為法律高下的尺度之分；而法律也滿滿地寫著人類“應當任何”和“不得任何”，背后是如影隨形的道德理念。道德是法律的靈魂。

3 德治與法治

法是國家制定并強制執(zhí)行的行為規(guī)范，具有強制性、明確性、機械性等特點，在本質上屬于他律性規(guī)范，其功能重在“抑惡”；道德是依靠人們的內心信念、傳統(tǒng)習慣和良知調整行為的規(guī)范，具有非強制性、不明確性、靈活性等特點，在本質上屬于自律性規(guī)范，其功能重在“揚善”。二者作為調整社會成員言行舉止的社會規(guī)范，各有千秋，構成了社會歷史進程中相伴齊驅的治理社會的兩種方式。

法治強調使用法律制度治理國家，運用強制手段約束人的行為，屬于政治建設；德治強調通過說服教育勸導人，形成道德的社會氛圍管理社會。法治與德治，并行不悖，相融于社會的具體歷史進程中。古往今來，無論是古代的“德主刑輔”還是當代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都無一例外地證明了二者缺一不可地治理社會的重要性。法治的重要性早已通過西方社會的有序秩序和繁榮昌盛不證自明，在此不在詳述。關于德治，孟德斯鳩曾言，刑罰可以防止一切邪惡的許多后果，但是刑罰不能鏟除邪惡本身，因此，德治是非常必要的。為了維持帝國的太平，古代中國的立法者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guī)，就是所謂禮教。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并把整個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9〕所以古代中國才能夠被治理得很好。同時，博登海默還指出，任何可被用來維護法律權利的強制執(zhí)行制度是無力適用于純粹道德要求的，由此可見德治對于治理社會不僅是重要的還是必要的，法律能夠調整的范圍是極其狹隘的，許多社會不容許的不道德行為〔10〕很難通過法律的制訂和實施，這個盲區(qū)就需要道德的協調。道德作為法的原初和靈魂，與法有著本質上的相似性，道德即是自覺的法律，與法律存在著天然的內在互動機制，這也進一步地決定了德治能夠與法治并存不悖的本質屬性。

2001年11月20日，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自古以來，我國古代封建統(tǒng)治者一意推行儒政，導致中國古代道德過度的法律化，致使協調社會秩序的天平失衡和社會的衰微。到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淪喪推動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流失，一些追求進步的思想家片面地、全盤地否定中國的儒學思想，否定中國的德治，主張全面西化，主張純粹的法治。反傳統(tǒng)主義伴隨著封建王朝的墮落日漸上風，在很長時期內影響了很多國民。解放后，出于發(fā)展生產力的需要實施了改革開放的政策，改革的春風帶來西方先進的管理思想也帶來西方“重法忽德”的不良影響。德治的忽略，致使違法犯罪的現象日益增多，“道德失范”的現象層出不窮。德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個問題，德治的提倡能夠在社會上醞釀出民間的監(jiān)管機制，使人民自覺地同各種不良行為作斗爭?！耙婪ㄖ螄?、以德治國”的提出正是對德法關系的充分理解，正是二者在協調社會秩序方面在新時代下的歷史結合，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具體表現。

4 結語

柏格森認為，通過理性，通過每一個人分享理性，哲學家才讓我們看到了人類，看到人類的至上尊嚴和所有人都應該得到的要求尊重的權利。而這種理性擴展開來，就是趨于完美的道德理念，這種理念散布在復雜的規(guī)則和普遍性的探求之中，上升成為一種具有潛移默化的道德境界。當然，據恩格斯看來，沒有什么絕對的、永恒的、至上的道德，但這畢竟可以是我們在當時追求的一個境界。這便是道德，永無止境的、至上的追求，也唯有借著它方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努力地向著人類理想的理性社會靠近，向著更崇高的文明世界靠近。

〔參 考 文 獻〕

〔1〕恩格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3〕法學教材編輯部，西方法律思想史編寫組.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

〔4〕曹剛.法律的道德批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鄧正來.法律與立法二元觀〔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6〕任志安.自然法：法律與道德之間〔J〕.學習與探索，2001，（04）：54-57.

〔7〕于政泉，李福巖.法律與道德關系新論〔M〕.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6）：86-87.

〔8〕唐凱麟，曹剛.論道德的法律支持及其限度〔J〕.哲學研究，2000，（04）：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