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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本質特征范文第1篇

【關鍵詞】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現(xiàn)實價值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fā)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回顧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歷程，從1852年第一次經濟危機在英國爆發(fā)以來，每隔一定的時間，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要爆發(fā)一次經濟危機。然而最近的一次經濟危機，由2008年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海嘯從美國波及全世界，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體系受到重創(chuàng)，世界經濟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因此，重新閱讀出版于1867年的馬克思《資本論》，深刻思考經濟危機爆發(fā)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價值。

一、馬克思《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

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分析剩余價值的來源和實質時，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的二重性。同時在流通領域抽象的考察剩余價值的實現(xiàn)問題，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事實證明，他的經濟危機理論具有極強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1、揭示經濟危機爆發(fā)的直接誘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了經濟危機爆發(fā)的誘因是資本的本質屬性導致的，即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xiàn)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同時，資本家作為人格化了的資本，表現(xiàn)為對剩余價值永恒的追求。資本家為了能夠持續(xù)的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將獲得的剩余價值在投入到社會再生產中，由此推動生產規(guī)模的不斷擴大。資本逐漸積累，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少數的資本家手里，而被剝削階級卻占有極少的資本。他們受到資本家的剝削，購買能力是有限的。這樣，商品無法獲得相應的價值補償，造成資本不能有效地運轉。這樣便可能導致危機的爆發(fā)。

隨著資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產中，企業(yè)的規(guī)模擴大，生產出來的產品的總量超過了社會總的需求，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積壓，大批生產企業(yè)減產或停產，資本家就無法向員工發(fā)放工資，或企業(yè)裁員，導致一部分人失業(yè)。這樣社會的購買力下降，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的意愿卻沒有購買的能力。這里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說社會生產的商品顯得過剩，而不是與勞動人民的實際需求相比的絕對過剩。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就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xiàn)象。

2、對經濟危機爆發(fā)的根源的揭示

《資本論》揭示經濟危機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也即生產力已經增長到這種關系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不斷社會化。它內在的要求各部門，各企業(yè)之間及生產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能夠順利的進行。但是，由于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盲目的提高生產力和擴大生產規(guī)模，破壞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表現(xiàn)為生產的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第二，表現(xiàn)為個別企業(yè)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間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fā)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二、《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的現(xiàn)實價值

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爆發(fā)的實質，對于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我國應對經濟危機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1.制度的選擇。

經濟危機的爆發(fā)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調和的產物，選擇怎樣的制度就顯得很重要。我國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經濟制度，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危機爆發(fā)的可能。因此，我們因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矛盾。不斷地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完善上層建筑，是我國進行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黨的十三中全會作出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決定，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攻堅期和深水區(qū)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擴大內需。

從經濟危機爆發(fā)的邏輯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預期消費―信用違約―經濟危機，我們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機發(fā)生的邏輯起點。促進經濟的發(fā)展，我們應依靠投資和出口轉移到依靠投資、出口、消費的協(xié)調推進，在危機的大背景下，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顯得尤為的重要。通過改變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縮短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與經濟發(fā)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創(chuàng)造良好的就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將我國居民的購買力釋放出來，利用消費紅利促進經濟的又好又快發(fā)展。

3.市場與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馬克思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萬能的。1929―1933爆發(fā)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預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國經濟較快的擺脫了危機的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把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三中全會最新提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fā)揮政府的作用。正確的對待“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關系，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行。

參考文獻：

經濟危機本質特征范文第2篇

    首先,從經濟角度看,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后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崇的新自由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弊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總爆發(fā),集中暴露出它們所推崇的金融領域“去規(guī)制化”進程嚴重忽視金融全球化發(fā)展本身的規(guī)律和特點,缺乏對金融體系運行的有效監(jiān)管,喪失了應有的預警功能。

    其次,當前的金融/經濟危機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首次出現(xiàn)的全球經濟的嚴重失衡。此次金融危機的政治原因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凸現(xiàn)的結果。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的全球性市場運行對資源的全球配置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能力的要求不斷提高,而現(xiàn)有全球經濟治理體制的充分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卻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另一方面,作為國際經濟的本質特征之一的經濟政策制定的國別化,進一步加劇了全球化的經濟運行體制與國別化的經濟決策體制之間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二、世界經濟格局新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拉開序幕

    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fā)展的走勢有五方面的影響:

    其一,從危機發(fā)生至今全球工業(yè)產值和貿易規(guī)模的萎縮比例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程度已經超過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蕭條時期。

    其二,貿易保護主義勢頭在各國經濟衰退的陰影下有所抬頭。

    第三,美、歐、日等國經濟實力都因受到危機的直接嚴重影響而削弱,但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的勢頭也受到不同程度抑制,未來新興大國的增長態(tài)勢將更大程度取決于各自完成經濟刺激和結構優(yōu)化調整的政策效應和時間長短。

    第四,本次金融危機無法改變全球化經濟深入發(fā)展的大趨勢,包括美、歐、日等發(fā)達經濟體和新興大國等所謂“全球化中心國家”之間的經濟發(fā)展(或衰退)相互密切關聯(lián)和影響將持續(xù)加深。最后,從整個世界范圍和中長期的影響來看,金融危機對于“全球化邊緣國家”的經濟打擊將更大于“全球化中心國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力量發(fā)展差異將在短期內繼續(xù)擴大。金融危機同時全面啟動了新一輪國際金融乃至全球經濟體系的改革進程。一方面,金融危機標志著美獨霸金融體系格局的結束;另一方面,全球金融/經濟體系改革和過渡是一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

    三、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變革正在加速

    第一,盡管金融危機不同程度地制約了當前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傳統(tǒng)大國和新興大國等核心成員的對外政策制定,使政策的內向性有所加強,但主要國家仍表現(xiàn)出強烈的化危機為機遇的意愿,力爭以改革國際金融機制為突破口,在國際經濟體系和政治體系的變革進程中占據有利地位。

    第二,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機再次使國際社會認識到全球化時代跨國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各國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增加了大國合作的緊迫性和可能性,G7等發(fā)達工業(yè)國家在這次危機中已經難以獨自應對,不得不在半年內連續(xù)召開兩次G20峰會進行全球范圍的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新興大國不但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嶄露頭角,而且相互機制化合作意愿明顯增強。

經濟危機本質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泡沫危機;投機驅動;流動性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在18年前日本發(fā)生的被稱之為“泡沫危機”的金融危機,使日本經濟停滯發(fā)展10余年。目前,中國經濟也面臨近10年來最困難的局面。而中國、日本作為亞洲兩個最大的經濟體,通過對日本“泡沫危機”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并將當時的日本和現(xiàn)在的中國進行比較研究,對正確認識中國目前的經濟金融形勢和應該采取的政策措施具有積極的參考意義。

一、歷史回眸

日本的“泡沫危機”形成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1989年達到泡沫的頂峰。1985年《廣場協(xié)議》簽署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出口嚴重受阻,為擺脫“高日元蕭條”,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發(fā)展。1987年秋天的“黑色星期一”導致歐美國家股票市場出現(xiàn)暴跌,并很快影響到實體經濟,為克服這一事件對日本經濟的消極影響,日本政府進一步加大了經濟刺激政策的力度。結果,日本的資本市場出現(xiàn)了急劇膨脹,形成了不動產與股市的雙重嚴重泡沫。日經225指數從1984年初的10,00點左右上升到1989年末的3816點,1987年日本股票市值就已經占到全球股市總市值的41.7%,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房屋地價指數則從1984年的33.0上升到1990年的最高峰104.1,國土面積僅相當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其地價市值總額竟相當于整個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為擠壓泡沫,日本從1989年5月開始連續(xù)5次提高利率,從3.25%提高到1990年8月的6%;在財政政策上,1991年出臺地價稅,規(guī)定從1992年起,不管地價漲跌,凡持有者必須向國庫繳納土地持有稅,從而徹底打擊了對土地的投機。1990年初,股價開始下跌,1991年地價也出現(xiàn)下跌,泡沫經濟開始徹底破滅。日經225指數從1989年的最高點3467點,最低跌到2003年的7,60點;日本的地價指數也從1990年的最高峰104.1,跌落到2004年的30左右。日本企業(yè)和銀行也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倒閉現(xiàn)象,泡沫破滅后的近10年內,日本企業(yè)倒閉112,88家,銀行等金融機構倒閉總數也多達180家。

二、日本“泡沫危機”的本質特征與中國經濟比較分析

(一)日本“泡沫危機”的本質特征。日本的“泡沫危機”從本質上說,是在一段時期內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連續(xù)使用不當造成流動性的嚴重泛濫和市場主體行為的集體非理性,進而誘發(f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同時出現(xiàn)巨大泡沫,最終導致全面金融與經濟危機。而“廣場協(xié)議”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促使一系列錯誤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出臺的關鍵角色。為了克服1985年“廣場協(xié)議”簽署后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避免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國家投資、私人投資和個人消費支出擴張為主的內需型增長策略,從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輪大規(guī)模基礎設施與房地產建設的。1987年秋歐美的“黑色星期一”引起的金融動蕩又進一步強化了日本政府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力度。日本國內土地資源的匱乏直接導致了房地產投機熱,投資膨脹又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迅猛擴張,在普遍樂觀預期的支配下,市場主體的集體非理最終導致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泡沫的迅速膨脹。

(二)中日兩國經濟比較。中國目前的情形與1987年“黑色星期一”爆發(fā)時的日本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有相似之處。

首先,投資驅動。戰(zhàn)后日本經濟的重建和起飛靠的是投資,投資對GDP的比率從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七十年代初已接近40%。我國經濟增長最有力地推動也是投資,投資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而戰(zhàn)后美國的投資率一直穩(wěn)定在15%的水平上。另外,中、日兩國先后都實現(xiàn)了經濟的高增長和低通脹。從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沖擊的1973年,日本GDP增長約為10%,而消費物價通脹年平均不到2%。低通脹的原因是投資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過剩產能下的過度競爭限制了廠商的定價能力。同樣,由于投資驅動,中國目前經濟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長和低通脹。高增長掩蓋了諸多深層次的結構問題,低通脹則解除了貨幣當局的警惕,信貸供應充足。信貸刺激了投資,投資帶動景氣上升,企業(yè)盈利的改善促使銀行發(fā)出更多的貸款,如此形成投資-景氣-信貸之間的循環(huán),進一步強化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很有可能引發(fā)日后的流動性泛濫。如果投資下滑增長便難以為繼。自七十年代初開始,日本的投資率從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長率隨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增長基本停頓。

其次,投資驅動造成經濟結構的扭曲,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yè)過度發(fā)達,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yè)相對落后。雖然人均GDP和美國相差不多,但日本服務業(yè)占GDP的比重僅為65%,比美國低了至少15個百分點。我國服務業(yè)產值不到GDP的40%,并且近年呈現(xiàn)不斷下降的趨勢。制造業(yè)與服務業(yè)的失衡對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貿易順差和本幣的升值都與之有關。服務產品在本土消費不會引起國際貿易摩擦,而制造業(yè)的過剩產能只能由海外市場吸收,強勁的出口為投資驅動的必然結果。

再次,中、日兩國的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成為兩國經濟的軟肋。日本給人以科技發(fā)達的印象,但其實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點是二元經濟,外向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制造業(yè)部門創(chuàng)新能力較強,可與歐美競爭,而國內的金融、地產、建筑、零售等行業(yè)長期處于政府的保護之下,產品技術陳舊,效率低下。而中國的二元經濟也與日本類似,一方面是監(jiān)管保護和政策扶持下的國有部門,一方面是在國內外激烈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民營部門。創(chuàng)新能力不足,使兩國為保持經濟增長都不得不追加投資,以彌補投資收益遞減留下的缺口。美國之所以能夠以15%的投資率實現(xiàn)戰(zhàn)后中度增長,關鍵是通過創(chuàng)新不斷改進效率。

目前,中國在經濟上與日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大國經濟――泡沫膨脹――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的趨勢與風險。

三、啟示

中國經濟在兩個市場泡沫破滅的“內憂”與美國“金融海嘯”沖擊的“外患”夾擊之下,如何避免出現(xiàn)嚴重衰退,使經濟盡快回到健康發(fā)展的軌道上來,同時又要防止重蹈日本不當“救市”導致資產市場特別是房地產市場重新吹起一個更大泡沫問題的覆轍,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一)任何情形下都要努力避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同時出現(xiàn)巨大的泡沫。如何在經濟較快發(fā)展的過程中避免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同時出現(xiàn)泡沫的非理性膨脹,是政府經常要慎重處理的一個課題。

(二)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擺脫蕭條。把產業(yè)結構的調整貫穿進去,確定新的經濟增長點,注重低能耗、低污染、高質量的內涵型經濟增長,防止通貨膨脹的反彈和實體經濟泡沫的重新出現(xiàn)。

(三)泡沫已經出現(xiàn)且很大,但還沒有完全失去控制之前,通過相關經濟的、稅收的、貨幣的政策擠壓泡沫非常有必要。在各種措施都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就應該采取較為有力的措施確保經濟發(fā)展的核心――銀行系統(tǒng)的安全。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應該保持相當的前瞻性、獨立性和靈活性。

(四)“救市”時機的選擇非常重要。泡沫沒有徹底破滅之前以“救市”的方式介入,特別是采用極易重新導致通脹的財政或貨幣政策介入,最后的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極有可能滋生更大的泡沫。中國股票市場目前已經基本調整到位,但房地產市場泡沫并沒有徹底破滅。因而,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出臺時機與力度、積極財政政策的導向與切入點選擇就顯得非常重要。

(五)只要銀行系統(tǒng)沒有出現(xiàn)重大問題,應靜待泡沫的徹底破滅。在泡沫徹底破滅之后,“救市”態(tài)度要堅決、措施要得力、方法要科學。同時,針對最近這一輪股市泡沫和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和動力進行深入分析,防止在救市過程中誘發(fā)新一輪更大的泡沫。并且,我們還需要充分估計到泡沫徹底破滅所帶來的各種復雜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準備好充分的應對措施,有備無患。

(作者單位:西安培華學院國際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雷鳴.美國“次貸危機”與日本“泡沫危機”的比較分析[J].長春:現(xiàn)代日本經濟,2008.

經濟危機本質特征范文第4篇

【摘要】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使得就是否停止使用公允價值計量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本文從經濟后果的視角探討了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選擇受各方利益集團博弈結果的影響,公允價值雖不是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元兇,但完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卻是會計界迫在眉睫的工作。

【關鍵詞】公允價值;經濟后果;利益博弈

一、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的兩難選擇

金融危機爆發(fā)后,由于公允價值計量與金融危機的相關性,使公允價值成了金融危機的元兇之一,成了金融界與會計界在危機拯救中的一個爭議熱點。金融界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在次貸危機中造成了順周期效應,認為該準則關于金融產品按照公允價值計量的規(guī)定,在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發(fā)生器與助推器作用。會計界則認為,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與金融危機無關,它只是跟隨市場,并非領導市場。美聯(lián)儲主席伯南克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如果廢除了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那么將沒有人知道這些公司的資產按市值計價到底是多少”。

面對越來越大的對公允價值質疑聲音,在美國參眾兩院表決通過的救援法案中,賦予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暫停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權利。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投票通過放寬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決定。

金融界和會計界對于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計量產生的分歧在于二者的會計目標定位不同。金融界的主張立足會計調控論,要求“怎樣是對經濟有利的,會計就應怎樣反映”——會計應選擇“按有利于經濟運行的會計制度”進行反映。會計界的主張屬于會計反映論,要求“現(xiàn)實是怎樣的,會計就應怎樣反映”——會計應選擇“按反映現(xiàn)實的會計制度”進行反映。體現(xiàn)在金融危機拯救行動中,會計界立足會計反映論,選擇捍衛(wèi)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準則,其目前采取的主要行動是優(yōu)化非活躍市場條件下的公允價值計量。金融界立足會計調控論,將會計作為一項金融調控手段或金融危機拯救工具,選擇終止公允價值計量。兩種觀點的角力體現(xiàn)了公允價值計價會計政策的兩難選擇,其實質是會計政策的選擇產生的經濟后果形成的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

二、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特征

(一)會計政策的選擇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和制度安排

會計政策選擇也稱會計選擇,是在既定的可選擇域內(一般由各國的會計準則、相關經濟法規(guī)等組成的會計規(guī)范體系所限定),根據特定主體的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從而擬定會計政策的過程。至于企業(yè)會計政策選擇,即指企業(yè)利害集團(包括股東、債權人和企業(yè)管理當局等)選擇會計目標和會計準則的行為。會計準則的制訂過程實質上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會計報告相關利益集團合作博弈達到均衡的過程,已出臺的會計準則大都是各方利益均衡與妥協(xié)的產物。企業(yè)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導致企業(yè)利害關系集團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結果。所以企業(yè)各相關利益集團都很重視和關注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問題。從企業(yè)會計政策及企業(yè)會計政策選擇的定義可以看出,企業(yè)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xiàn)為企業(yè)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guī)范,但其本質上卻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guī)則和制度安排。

(二)經濟后果觀揭示出會計政策的選擇本質是不同利益相關者在會計和政治兩方面達到的微妙平衡

為了形成一致會計政策的契約安排,各利益主體雙方或多方之間存在一個博弈的過程,即通過會計政策選擇來實現(xiàn)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后果的過程。威廉姆R.斯科特(WilliamR.Scott)在其《財務會計理論》中對經濟后果產生的根源進行了闡明,提出對經濟后果的定義:不論有效市場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瓦茨和齊默爾曼早期的實證會計研究表明,企業(yè)會計政策選擇過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受簿記成本、契約成本、政府管制成本和政治成本等因素影響,同時各相關利益集團都會從自身的利益出發(fā)參與會計政策的選擇,企業(yè)管理當局往往通過借助于形式多樣的會計政策選擇與博弈實現(xiàn)對于自己有利的經濟后果。由此可見會計準則的制訂過程實質上是會計報告的編制者與會計報告相關利益集團合作博弈達到均衡的過程。不同的會計政策選擇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導致企業(yè)利害關系集團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結果,所以相關各方利益集團都很重視和關注會計政策的制訂和選擇問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經濟后果作為會計規(guī)則制定中一個實質性問題開始在美國突顯出來。企業(yè)各利益相關者通過與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的不斷交涉和博弈,以尋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經濟后果。從實現(xiàn)方式上講,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往往借助企業(yè)政策選擇最終體現(xiàn)出來。一直以來會計準則制定者假設會計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為其后果向公眾負責。經濟后果問題的提出改變了這種看法,認為會計不是絕對中立的,可能會給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帶來不同的經濟后果。由于經濟后果的存在使會計政策選擇備受關注,進而影響會計準則的制定,這使得準則的制定復雜化,因為其要求在會計和政治兩方面達到微妙的平衡。

三、金融危機環(huán)境下公允價值計量政策選擇的博弈分析

(一)利益沖突——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選擇的博弈基礎

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元兇之所以被認定為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是因為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導致了相關利益集團的沖突,即以銀行為代表金融企業(yè)管理者的利益集團與銀行的投資者利益集團的利益沖突。二者的沖突源自于兩權分離訂立契約的委托關系,這份契約便形成了以銀行的投資者為委托人,銀行等金融企業(yè)的管理者為人的委托關系。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要求投資銀行的所有證券進行公允價值計價,而且對所有的金融資產和負債進行公允市價估價,對由于價值波動所引起的未實現(xiàn)的利得與損失也要包括在報告凈利潤中,公允價值計量將完全消除銀行管理者進行利得交易的能力,執(zhí)行公允價值計量的經濟后果是提升會計報告的決策有用性,使得銀行的管理者看到的不僅是利得波動會增加,同時管理者操縱利潤的能力將被大大削弱,這樣二者的利益發(fā)生沖突也就自然而然了。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目前存在的會計政策選擇的目標偏離,以及會計政策選擇過程中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等行為具有必然性。在資本市場下假定所有利益相關者在對會計政策做出選擇或提出建議時,都是為盡可能維護自身利益以達到其預期效用。信息經濟學認為:在商品交易中一些人可能比其他人具有信息優(yōu)勢,當這種情況發(fā)生時,一般認為該經濟機制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顯然,會計政策選擇主體和信息使用者之間的委托關系,決定了兩者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即人擁有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觀察的私人信息。以管理者和投資者為例,管理者對企業(yè)經營情況及財務狀況比投資者具有信息優(yōu)勢,此時管理者可能會通過會計政策選擇,扭曲和操縱提供給投資者的信息,將信息優(yōu)勢轉化成利益。很多研究表明存在管理者利用信息優(yōu)勢掠奪投資者和債權人財產的現(xiàn)象。與此對應,投資者、債權人由于擔心信息的可靠性而選擇謹慎的投資方式,這將使得資本市場無法正常運行。一方面,管理者的信息優(yōu)勢及監(jiān)督成本的存在使其在會計政策選擇上存在自由性,管理者可以通過政策選擇獲得優(yōu)勢利益,另一方面,管理者可以拒絕政策的實行來保護自己的即得利益。如果存在一項會計政策使得當期報告凈收益降低從而影響管理者的報酬,雖然管理者努力程度不變,由于契約的剛性提高獎金比率的要求一般難以達到。此時盡管會計政策的選擇有助于提高財務報表的決策有用性,管理者往往也會干預會計政策的選擇。公允價值計量政策的選擇對于銀行的管理者而言又何況不是如此呢?

(二)金融危機經濟后果條件下的公允價值計量會計政策的博弈分析

由于監(jiān)督成本的存在,管理者作為信息優(yōu)勢方,具有對經濟后果產生影響是否進行充分披露的選擇權;同樣投資者期望管理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依據威廉姆.R.斯科特在財務會計理論中實證分析:由于管理者應致力于降低未來契約簽訂的成本,避免競爭加劇及吸引潛在投資者等原因,可以將管理者偏好假設為,存在有利經濟后果時管理者偏好于充分披露,存在不利經濟后果時管理者偏好于不充分披露。通過分析發(fā)現(xiàn),只要管理者充分披露時投資者獲得高效用的概率偏大,管理者不充分披露時投資者獲得低效用的概率偏大。

當出現(xiàn)金融危機這種極為不利的經濟后果時,銀行管理者會反對披露這一對己不利的經濟后果,由于公允價值這一會計政策的使用會提升會計決策的有用性,使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后果得以充分披露,投資者則會持贊同態(tài)度,贊同充分披露,支持使用公允價值計量。由于這兩者之間不會就披露問題達成有約束力的協(xié)議,所以雙方的沖突可以看作一種非合作博弈。假設在此情形下,管理者選擇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充分披露時,若投資者選擇購買,則投資者能達到的效用比投資者選擇拒絕購買的效用更低,即投資者會認為該銀行金融機構不具有投資價值。所以,當遭遇金融危機時,銀行管理者若選擇公允價值計價進行充分披露,而投資者拒絕購買,此時的銀行管理者獲得的效用也最低。若銀行管理者不采納公允價值計量進行歪曲披露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后果,則投資者選擇購買的損失程度更大。博弈的最終預測結果只能是:銀行管理者反對公允價值計量的不充分披露與銀行投資者的拒絕購買。這個博弈最終走入“囚徒的困境”,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對資本市場具有損害性,會打擊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造成資本市場的低效率運轉,阻礙經濟發(fā)展。

然而幸運的是,FASB作為準則制定部門在考量了各方利益的基礎上采納了達成一些妥協(xié)的公允價值計量原則,這些妥協(xié)是相對于完全公允價值的最初目標而言的。由于計量的難度,負債被排除在外;公允價值只適用于正在交易或是準備交易的證券;為了進一步減少波動性,準備交易證券的未實現(xiàn)利得和損失不計入凈利潤,而在其他綜合收益中反映。也許,上述的妥協(xié)是為了減少管理層的反對,或者是銀行的管理者在這個妥協(xié)的結果中能夠獲得滿意的效用。然而當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這樣一個博弈之后的妥協(xié)結果又會使得銀行的管理者的效用大大降低,因此才出現(xiàn)了文章開始處的關于公允價值計量的爭議。

基于會計與環(huán)境的共生互動關系,當經濟環(huán)境產生突變經濟危機爆發(fā)時,過去各方利益集團通過博弈達成的平衡勢必被打破又重新回到博弈的起點,回到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而這樣的博弈是低效率的。因此,美國政府作為一方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政府的利益和政治形象,減少政治成本,同時為了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在SEC的督使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2009年4月2日出臺了放寬按公允價值計價(以市值計價)的會計準則,給予金融機構在資產計價方面更大的靈活性。此準則的放寬意味著新一輪的博弈達到了暫時的近似均衡。

四、金融危機下基于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政策選擇的啟示

經濟危機本質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經濟法主體

一、經濟法是為克服市場失靈而干預經濟關系的法

    在經濟資源配置中，人們對市場和政府各自應起多大作用這個問題的認識有一個辯證發(fā)展過程。亞當·斯密認為，在市場規(guī)律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資源能夠目動達到最優(yōu)配置，利己主義動機會驅使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實現(xiàn)社會利益；而政府，盡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會利益，試圖干預資源配置過程，也往往會適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動僅限于國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維持和部分社會基礎設施的建立和維護，斯密給人們樹立的是這樣的信念——自由放任，聽之任之，不要干預。

    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過引進邊際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來論證市場機制的完美無缺。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在自由競爭市場上，消費者偏好是一根指揮棒，引導資源的配置方向。而資源是否得到最優(yōu)配置最終取決于消費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滿足；市場調節(jié)方式是邊際微調，通過資源在各種用途上的邊際對比來驅使資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實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境界，出自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仰，新古典經濟學家不主張政府介入資源配置過程。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業(yè)、貧富分化、周期性經濟危機更加嚴重，特別是1929—1933年的大經濟危機，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市場機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場體制下，社會資源的配置是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來實現(xiàn)的，但市場調節(jié)及價格機制發(fā)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如果說市場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個假設條件之上的：首先，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一個企業(yè)有影響市場價格的市場勢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場結果只與市場的參與者（買者與賣者）有關，對旁觀者的福利沒有影響；第三，不存在公共產品。但這種假設在現(xiàn)實中是不存在的。市場不是理想的，存在著市場失靈。市場失靈主要表現(xiàn)為：

    （一）外部性問題。所謂外部性，就是某個經濟主體在生產或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外在于市場體系的外在影響或效應關系，或者說是一種未被市場交易包括在內的額外成本及收益。依據個人或社會是否無償地享受了額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導致的額外成本這一標準，外在性可分為積極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稱為外部經濟）與消極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稱為外部不經濟）。外部性問題之所以會引起市場失靈，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者看來，原因在于消極的外部性會引起供給過度，即私人活動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會所需要的最優(yōu)水平，而積極的外部性會引起需求過度，即私人活動的水平會低于社會所需要的最優(yōu)水平，由此必然會使市場供求失衡，使社會資源配置偏離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

    （二）公共物品問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公共物品問題是與外部性問題密切相關的一個表現(xiàn)市場失靈的問題。關于公共物品，在經濟理論上，薩繆爾森、桑德莫、植草益、布坎南等西方經濟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給予了定義與說明。一般地說，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費上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或者說，把“這種消費排除困難性和消費區(qū)分的困難性較明顯的物品”稱為真正的公共物品，也就是“純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之所以會產生市場失靈，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原因：第一，打破了私人物品在市場均衡或最優(yōu)供給數量條件下的每個消費者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相等的均衡條件。第二，在公共物品消費上，會出現(xiàn)“免費搭車”問題。從公共物品的消費角度看，由于公共物品消費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所以消費者會產生一種隱瞞或低報自己對公共物品的偏好程度，從而達到不付成本或少付成本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傾向，由此致使在公共物品的消費中出現(xiàn)“免費搭車”問題。一般來說，公共物品覆蓋的人數越多，則免費搭車問題越嚴重，公共物品由私人市場提供出來的可能性就越小。概括地講，消費者免費搭車動機產生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公共物品不可能由交易市場來實現(xiàn)公共物品的最優(yōu)配置，也不能由私人生產和供給。第三，在公共物品市場上，價格信號失靈。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以及公共物品消費過程中的免費搭車問題的存在，使公共物品在價格形成與決定上會產生相當的困難。特別是“純公共物品”，更是不可能形成價格，對于那些“準公共物品”也只能部分地形成價格。這樣，市場價格信號便不能引導公共物品的最優(yōu)配置，由此而產生市場失靈。

    （三）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問題。在市場交易中，一方面，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的存在，使市場參與者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場交易的有關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作為一種有價值的資源，不可能免費提供。這樣，市場機制本身不可能生產足夠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們，使市場交易總是處于一種不完全信息狀態(tài)。這將會帶來市場價格信號失靈、交易者之間相互“欺詐”和“尋租”問題。

    市場的缺陷及市場的失靈被認為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理由或者用布坎南的話來說：“市場可能失敗的論調被廣泛地認為是為政治和政府干預作辯護的證據”{1}13“某些東西市場無能為力，所以要避開市場。例如，市場不能提供國防的需要”，“市場活動會使交易的后果（盈利或虧損）對交易雙方以外的其它方面產生不利的影響。”{2}65—66“即使市場機制是完全地發(fā)揮作用，也還解決不了全部問題?！眥3}24“市場機制有其自身所固有的自發(fā)性，即使在社會主義，也不可能自動回避由這種自發(fā)性所產生的各種弊端?！眥4}101即使市場機制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也有必要成立一個負責政府干預和控制的高層次結構，以便“在市場機制無法發(fā)揮作用的情況下，來完成取代它們。”{5}2